西方对中国的判断，正在暴露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不是中国变得难以理解，而是一些西方政客从一开始就用错了尺子。

9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发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文章，他指出，西方对华政策之所以越来越被动，根源在于三个长期存在的误判。

第一个误判，是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可靠伙伴。

可现实并不按西方剧本发展，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多次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长期处于世界前列。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中心也曾发布过一项长期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6年间，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一直保持在高位。

这说明一个问题，外部世界不能只凭意识形态想象中国，更不能替中国人民安排感受。

第二个误判，是认为中国如果照搬西方式民主，就一定会更好。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政治正确”，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历史记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1840年以后那段动荡、割裂、受辱的历史并不遥远，一个软弱失序的中央政府，带来的未必是自由，反而可能是混乱和代价。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历过剧烈震荡，这一点中国人看得很清楚。稳定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十几亿人日常生活的底盘。

第三个误判，是以为中国即便制度改变，也会自然接受西方规则，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

但国际政治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土耳其、印度都曾被西方视作重要伙伴，可它们的发展方向并没有完全复制西方价值模板。文化根基、国家利益、历史记忆，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选择。

所以我认为，西方真正不愿面对的，不是中国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不再愿意被西方定义的中国，这种心态，在疫情期间的“向中国索赔”论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新冠疫情暴发后，个别西方政客和媒体不断炒作所谓索赔，马凯硕曾用2008年金融危机作类比，雷曼兄弟破产引爆全球金融风暴。世界并没有向美国提出赔偿。这个反问很扎心，因为它揭开的正是双重标准。

面对全球性危机，最该做的是合作、援助和信息共享，而不是把责任甩给某一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也多次强调，疫情应对需要国际合作，可有些政客偏偏选择制造敌意，因为这比解决国内问题容易得多。

平心而论，批评中国不是不可以，任何国家都应接受合理审视。但如果一边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一边在出问题时把中国当成替罪羊，这就不是监督，而是政治操弄。

更值得警惕的是，“索赔论”未必真指望拿到钱，它更像是一场舆论战。先给中国扣帽子，再塑造负面印象，最后为遏制中国制造理由。

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中国今天面对的，不只是贸易竞争、科技竞争，还有军事竞争。谁来定义中国，谁来解释中国，谁来讲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西方如果继续用旧时代的优越感理解中国，最终只会一次次误判，中国不是沉睡的古老帝国，也不是等待被改造的对象，而是一个有自身历史逻辑、发展道路和现实诉求的大国。

真正成熟的对华政策，不该建立在幻想中国改变、衰弱或者混乱之上，而应建立在承认现实、尊重差异、寻找合作空间之上。

问题是，当一个国家已经习惯了由自己制定规则，它是否真的愿意平等面对一个不按自己剧本成长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