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1980年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设想。

在这一指示下，国家加大了对农机工业的投入。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长春拖拉机厂、上海拖拉机厂等骨干企业开足马力，工人们发扬"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实行"三班倒"，机器日夜轰鸣，一批又一批崭新的东方红拖拉机、铁牛拖拉机、丰收牌收割机源源不断地驶下生产线，奔赴广阔天地。

197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群众，大办农业机械化》，吹响了全民办农机的进军号。

各级领导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基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研究农机发展规划。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亲自挂帅，带领社员利用冬天农闲时间，白手起家建起农机修理厂，自己锻造零件，自己培训机手，硬是把一个连铁钉都要靠外购的穷山沟，变成了农机化程度达70%的先进典型。他们的经验传遍全国，成为"自力更生办农机"的旗帜。

在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亿万农民迸发出冲天干劲。河北省藁城县发动"家家户户献计献策，集资办农机"的群众运动，短短三个月就筹集资金50万元，购置拖拉机12台，建立公社农机站。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同志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拿出集体积累，又动员社员投资，两年间购置各种农机30多台，实现了耕耙、播种、收割、运输全程机械化。

江苏省无锡县坚持"以土养洋，以小养大"，社队农机厂土制简易车床、刨床，自己加工零配件，既解决了维修难题，又节约了资金。

该县东亭公社农机站用废旧材料自制"土拖车"，配上拖拉机搞运输，一年就为集体增加收入2万元，"滚雪球"式地扩大了农机队伍。

到1976年，全国农机总动力攀升至1.2亿马力，拖拉机保有量突破80万台。

这些铁牛驰骋在田野上，展现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威力。

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五连拥有12台大型拖拉机，组成机械化作业队，春播时节，机声隆隆，尘土飞扬，几天就完成了全连5000亩小麦播种任务。

在华北平原，山东省济宁县喻屯公社实现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夙愿。全社3万亩耕地，拖拉机一趟过去，深耕一尺有余，土质疏松，保墒抗旱，粮食亩产从300斤跃升至800斤。

社员们编了顺口溜："拖拉机，真是好，深耕细耙产量高；过去种地靠黄牛，如今铁牛把力效；感谢毛主席好领导，幸福生活步步高。"

在湖北荆州，拖拉机下水田是个难题。石首县农机站工人与贫下中农一道，反复试验，在拖拉机履带上加装防滑齿，成功实现了水田机耕。

随着农机数量的增长，服务体系建设同步推进。到1976年，全国建成县农机修造厂2400多个，公社农机站5万多个，大队农机队40多万个，形成了"县有修造厂，社有农机站，队有农机队"的三级服务网络。

这个网络承担着维修、供应、培训三大任务，确保农机"开得出，用得上，坏得快修"。

除了办农机、修农机，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农机学校"，聘请有经验的机手当老师，实行"老手带新手，机上手把手"。

湖北省襄阳地区总结"三结合"培训法：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堂与田间结合，教员与学员结合，一年内培训出1.2万名拖拉机手。

山东省即墨县南阡公社女社员李秀珍，冲破"女人不能开拖拉机"的陈旧观念，刻苦钻研技术，成为全县第一名女拖拉机手，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她的事迹传遍齐鲁大地，激励着千千万万妇女投身农机化洪流。

七十年代农机化的丰硕成果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1976年与1970年相比，全国机耕地面积达3.8亿亩，增长1.5倍；机械播种面积大幅增加，机械收割实现零的突破；机电排灌面积达4.8亿亩，占灌溉总面积的56%，有效抗御了旱涝灾害。粮食产量从1970年的4799亿斤增至1976年的5726亿斤，增产近千亿斤。

然而，在毛主席逝世后，轰轰烈烈的农机运动却进入了短暂的过渡期。

1976年10月至1978年底，全国农村仍维持人民公社体制。这一时期，农机化运动表面上还在延续，但内在动力已开始衰减。

1978年底，农村改革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开，到1983年底全国98%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这一变革彻底重塑了农村生产组织形式，土地由集体统一经营转为分散到户耕种，户均承包面积仅数亩。

生产单元的急剧小型化，使得原有为大规模集体生产设计的大型农机立即失去用武之地。

一台中型拖拉机在数百亩连片的集体土地上作业效率可观，但在分割成七八块甚至十几块的小田亩中，转移不便、掉头困难，经济效益荡然无存。

农民算计得很清楚：养一台拖拉机一年需数千元成本，而几亩地用手工农具耕作仅需数十元工钱，这笔账不划算。

于是，曾经作为集体财富象征的大中型农机，在新的经营体制下成了"烫手山芋"。

1982年后，社队农机站陆续解散，原本覆盖全国的农机修造网络迅速崩溃。

更严重的是，许多地方将集体农机拆整为零分配，拖拉机被拆成发动机、底盘、轮胎分给不同农户，有的农户将拖拉机改装为抽水机或脱粒机，整机功能彻底丧失。原本价值上万元的农机，最终变现不足千元。

与此同时，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在改革初期陷入真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补贴、油料供应、配件调拨等支持体系随集体组织瓦解而消失。

个体农户面对的市场是"买油难、买件难、维修难"，进一步加剧了农机的弃置。

七十年代那种不计成本的"官办"农机化，最终随着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的萌芽而被淘汰。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机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比较效益上升，加之国家调整政策，农机工业迎来了市场驱动的复苏。

但这一次的主体不再是集体，而是千千万万的个体农户。小型手扶拖拉机、微型收割机、轻便插秧机等适应小地块作业的机械成为主流。

这些小型农机价格亲民、操作简便、适合家庭经营，农民自发购买的热情高涨。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重新重视农机化，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04年，《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从按集体分配转为直接补贴农户个人，农民拥有自主选择权，可根据需要购买机型。

2010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50%，2015年超过60%，2020年达到71%。

与七十年代的大办农机不同，这一轮的农机化是技术革命，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成为特征，无人驾驶拖拉机、精准农业设备等高技术装备开始应用。

2015年以后，万亩以上的家庭农场陆续出现，大型农机再度回归，但是与七十年代相比，效率更高，更加智能。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七十年代的农机化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亿万农民改造山河、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八十年代的"农机变少"而是整个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它标志着中国农村从政治运动驱动转向经济效益驱动的历史性跨越。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民工潮"涌起促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倒逼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国家适时出台农机购置更新政策，新型农业机械保有量止跌回升，跨区机收模式横空出世。

迈入新世纪，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全面启动，力度逐年加大。农民购机热情迸发，农机装备总量跃居世界前列。

如今，农村已向着"智慧农业"迈进。全程全面机械化持续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取得重大突破。

站在乡村振兴的历史新起点，农业机械化已然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强大引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书写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