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日本共同社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了中国有关部门批准多项对日稀土出口申请的消息。

这条新闻一出，立刻引发外界关注。毕竟，就在一个月前的1月6日，中国商务部刚刚发布公告，加强了对日本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其中明确包括七类稀土元素等关键物资。

为什么管制刚刚收紧，却又有稀土货物获得放行？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需要从整个事件的时间脉络和政策细节中寻找答案。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中，就台湾地区相关事态发表了特定言论。那次表态直接触动了地区安全敏感点，中方随即表达了强烈不满。

2026年，东亚局势的紧张氛围持续发酵，日本方面继续推进防卫力量相关建设，这让中方必须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月6日的商务部公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公告核心是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出口两用物项。

这份公告覆盖范围广泛，不仅涉及稀土，还包括数百种稀有金属和电子设备类产品。

管制措施从发布当天立即生效，目的是精准阻断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风险通道，同时为符合条件的正常民用贸易保留空间。

公告发布后，日本企业一度担心供应链会出现全面中断，汽车制造、电子产品和新能源领域都开始盘点库存，评估潜在影响。

实际操作中，稀土出口审批流程并没有因为管制而完全停摆。2月6日获批的那些申请，全部是在1月6日管制实施前就已经递交的存量订单。

中方对这些订单进行了逐案审查，要求企业补充完整的供应链文件，包括生产各环节的细节、最终用户身份证明以及产品具体去向说明。

只有当所有材料确认用途完全属于民事领域，比如用于汽车轻量化零部件或消费电子组装，才会依法予以批准。那些用途模糊或涉及敏感链条的申请，则被严格暂停。

以前，稀土出口更多依赖配额分配和基本用途声明，货物离岸后下游追踪难度较大。

现在，通过要求提交详细供应链资料，中方实现了对下游产业链的更深入掌握。这套基于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审查机制，让管制变得更加精细化，也更符合法治框架。

企业如果想获得批准，就需要在信息披露和合作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机制本身就构成了对供应链透明度的有效调节。

批准这些民用稀土出口的举动，还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中国警惕日美欧加快构建独立稀土供应链的努力，通过按规则处理合规订单，展现出稳定供应的姿态。

这种有保有压的策略，比简单全面禁运更具调节效果。日本企业现在必须面对审查强度提升的现实，生产排期的不确定性成为他们不得不处理的压力点。

同时，用于铝合金加工的镁等相关材料出口也出现通关延迟，即使是非管制规格的产品，也需要额外文件支持，这进一步体现了管制工具箱的多样运用。

2月24日，管制措施进入新阶段。

中国商务部连续发布两份公告，将20家日本涉防务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子公司在内，直接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所有两用物项。

另外20家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要求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和非军事用途书面承诺，审查期限不受常规限制。这一动作精准指向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具体对象，显示出中方在执行管制时的针对性。

日本政府对2月24日的列单措施迅速作出反应，高市早苗在26日的参议院答辩中表示相关措施绝对无法容许，正在从国家利益角度评估经济影响，并已提出抗议。

如今，双方仍在各层级保持沟通，日本方面表示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中方则重申措施仅针对少数实体，不影响正常民用经贸往来。

稀土出口审批继续按照既定标准进行，民用领域的供应链稳定性得到维护。

这次稀土出口的获批，并非管制政策的软化，而是法治化、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体现。它让中方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保持了对全球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的责任担当。

日本依赖中国稀土加工能力的现实依然存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而中方通过这种方式，引导供应链向更加透明、可控的方向发展。

未来，中日经贸互动将取决于双方如何平衡安全关切与经济合作，相关调整仍在持续观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