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的陕西郿县（1964 年因汉字简化政策，“郿县” 正式更名为 “眉县”），地处秦岭北麓，群山环绕、林木茂密的地理环境，成了国民党残部潜藏的天然屏障。

彼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战后重建的忙碌中，没人料到，县政府大院里那座临时搭建的看守所，竟会突然成为打破平静的 “火药桶”。

这里关押着国民党旧军官及其亲信，本应接受思想改造的他们，却始终暗藏“反扑”之心。

1950 年 9 月 5 日，一阵急促的枪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小镇的宁静 ，这场突如其来的看守所暴动，成为新中国公安史上早期极具代表性的监狱叛乱事件。

从精心策划的阴谋，到八年后正义终得伸张，其间交织着浴血奋战与艰难追剿，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揪心。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既能看到权力更迭中人性的扭曲，更能感受到革命守护者们的铁血与坚韧。

郿县坐落于秦岭北麓，崎岖的山路间散落着零星村落。

1949 年 5 月郿县解放后，因紧邻国民党残部活跃的陕南地区，这里迅速成为西北剿匪的前沿阵地。当时不少国民党残兵败将躲进秦岭深山，化整为零潜伏起来，伺机发动反扑。

县里的看守所是临时征用的旧建筑，位于县政府大院西侧，仅用土墙围隔，条件简陋却关押着 67 名犯人。

这些人中，大部分是盗窃、抢劫等普通案犯，但有三个 “硬茬子” 格外扎眼：原国民党秦岭守备区少将司令汤翰，其主要罪行是解放战争期间顽固抵抗解放军，解放后拒绝投降并暗中策划叛乱，以及他的旧部，少校营长杨克勤和魏福荣，两人手下还笼络了一批地主武装家丁，极具煽动性。

更要命的是，看守所的安防漏洞重重：铁门因年久失修锈迹斑斑，警卫队成员成分复杂，部分人是从国民党旧军队改编而来，尚未经过系统的政治审查和思想教育。

汤翰从入狱第一天起就没安分过，他每天趴在牢房小窗口，偷偷记录警卫换岗时间、武器存放位置，甚至摸清了每名战士的作息习惯。

牢房里还有两名国民党女军官：中尉温淑英和少尉曹桂花，两人竟被汤翰策反，负责用美色拉拢警卫。

很快，警卫一班班长任志明、二班班长李玉泉就被金钱和美色腐蚀，彻底沦为叛徒。

汤翰通过纸条传递消息，许诺越狱成功后带两人逃往台湾享福，还会分给他们大量金银，两人被诱惑后彻底倒向叛乱分子。

当时县领导正忙于落实土改政策，县委书记和县长前往宝鸡参加会议，只留下县委副书记何彦主持工作。

何彦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性格刚毅，作风强硬，但 1950 年 9 月 5 日这天，他突发重感冒，高烧不退，正躺在宿舍炕上发汗，意识有些昏沉。

而汤翰此时已得知一个关于自己的 “死讯”：8 月底他通过收买的看守得知，自己即将被押往西安接受公审，大概率会被判处死刑。

在求生欲驱使下，他立刻与杨克勤、魏福荣密谋越狱，任志明则偷偷复制了牢房钥匙，并绘制了县政府武器库的草图交给他们。

几人最终敲定：趁 9 月 5 日下午开饭时动手，因为此时警卫大多去食堂就餐，警惕性最低。

9 月 5 日的郿县，空气中带着初秋的凉意，县政府大院里飘着食堂的炊烟。

中午 12 点，食堂铃声一响，警卫们纷纷放下武器，端着饭盒涌向食堂。牢房里，汤翰压低声音对同伙说：

“动手！”

早已等候多时的任志明假装查岗，走到门口哨兵身后，突然挥拳将其打晕，用布条捆住哨兵的手脚和嘴巴。随后他掏出钥匙，“咔嚓” 一声打开牢门，67 名犯人瞬间蜂拥而出。

按照事先计划，一部分人直奔县政府机要室，砸烂电话机、剪断电话线，瞬间切断了郿县与外界的联系；魏福荣则带领另一伙人冲向武器库，一脚踹开大门，里面的武器让叛乱分子红了眼：

5 挺 ZB-26 轻机枪（民国时期主流轻机枪，俗称 “捷克式”）、32 支三八式步枪（日本侵华时期制式步枪，抗战后被我军缴获大量使用）、3 支司登冲锋枪（英国二战时期制式冲锋枪，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援助流入国内）、12 把手枪，还有数千发子弹和 132 枚手榴弹。

叛乱分子像饿狼扑食般瓜分武器，迅速占领县政府大院制高点。第一声枪响来自任志明，他冲进食堂，朝着正在打饭的公安战士扣动扳机 ， 一名战士手中的碗还没放下，就倒在血泊中；另一名试图反抗的战士也不幸中弹牺牲。

当时的县公安局局长杨玉山和警卫队长见局势失控，只能从北墙翻出大院，前往附近乡镇求援。

随后，叛乱分子冲进县政府库房，抢走 34 两白银、100 块银元、157 万元第一套人民币（1955 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1 万元旧币兑换 1 元新币），还有少量鸦片（国民党残部常用鸦片充当 “军饷”）和粮食。汤翰站在大院里大喊：

“弟兄们，冲出去进山！”

叛乱分子分成两股逃窜：汤翰、魏福荣带领 40 多人从南门冲出，杨克勤则带 20 多人从西关撤离。

沿途他们还残忍杀害了两名路过的老农，抢走农民的骡驴驮运物资，随后钻进秦岭深山，消失在茂密的树林中。

宿舍里的何彦被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惊醒，他瞬间清醒，推开前来劝阻的警卫员，披上衣服抓起枕边的 M1932 毛瑟手枪。

冲到大院后，眼前的景象让何彦红了眼：倒地的战士、散落的饭盒、满地的弹壳…… 他立刻下令：

“通知公安局、法院、武工队全体集合！发动城关、金渠、齐镇的民兵！”

短短 1 小时内，300 多名手持武器的干部群众集结完毕，此时何彦的高烧仍未退，脸颊烫得吓人，但他咬牙说道：

“绝不能让这帮杂碎逃进深山！”

当天傍晚，队伍沿着叛乱分子留下的脚印追击。

根据沿途群众报告，叛乱分子大概率往东关斜峪关方向逃窜，那里沟深林密，还有废弃寺庙可藏身，而西关通往汉中的道路有驻军把守，风险较高。

何彦派侦察兵在前开路，自己则忍着头晕，始终走在队伍前列。

夜袭放羊寺：首战告捷

9 月 6 日凌晨，追击队伍赶到今宝鸡市太白县鹦鸽乡附近的一座废弃寺庙，侦察兵回报：

“里面有灯光，能听到说话声！”

何彦立刻下令包围寺庙，战士们猫着腰悄悄接近，没想到刚到门口，寺内的机枪就突然开火，子弹像雨点般扫来，一名民兵中弹倒地。

“往里扔手榴弹！”

何彦大喊道。

随着几声巨响，寺庙内的枪声瞬间减弱，叛乱分子丢下两名伤员和抢来的骡驴，从后山突围逃往胡家山。

队伍来不及休整，继续追击，此时宝鸡行署（今宝鸡市政府前身）的支援也赶到了，政保股长带来指示：

“全力剿灭，不留后患！”

根据向导（当地一位老猎人）指引，队伍判断叛乱分子会逃往放羊寺 ， 这座寺庙建在半山腰，四周是绝壁，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顶，堪称 “天然堡垒”。

何彦命令队伍呈扇形散开，将寺庙团团围住，天蒙蒙亮时，战士们开始喊话劝降，但寺内只有机枪的回应。

何彦下令投掷手榴弹试探，两发手榴弹扔进寺内，当场炸死两名叛乱分子，随后三名吓得腿软的犯人举着白衬衣走了出来。

“汤翰！你再不出来，我们就炸平寺庙！”

何彦对着寺内大喊。

寺内沉默片刻后，魏福荣带着 30 多人举着双手走出，其中还包括叛徒李玉泉。

而汤翰和任志明则想从后窗逃跑，何彦早已预判，带着战士守在后山。

任志明刚跳出窗户就开枪反抗，被战士当场击毙；汤翰腿部中弹，跪倒在地，被战士们五花大绑押了下来 。

此次战斗共抓获 36 名叛乱分子，缴获 2 挺轻机枪、8 支步枪、8 把手枪、20 枚手榴弹和 300 发子弹。

但杨克勤带领的 20 多人仍下落不明，何彦皱着眉说：

“这伙人不除，郿县永无宁日。”

杨树沟围剿：再胜一局

队伍返回郿县时，群众自发在路边迎接，可何彦却没心思庆祝，他知道杨克勤一伙还在深山作乱。

果然，几天后高马头乡农会主席报告：杨克勤在青化乡谢家沟收拢了当地土匪武振海，成立 “秦岭抗共游击大队”，打着 “剿匪” 的幌子抢劫村民、敲诈干部。

9 月 13 日，他们还窜到槐芽镇，抢走 547 万元第一套人民币，绑架了 3 名乡镇干部。

何彦立刻集结 100 多名精干力量，再次进山追击。

9 月 18 日，队伍在横渠乡发现叛乱分子踪迹，将他们包围在一个农家院里。

夜里，战士们多次喊话劝降，院内却始终沉默。到了半夜，叛乱分子突然开枪，两名战士受伤，何彦下令投掷手榴弹压制火力，叛乱分子被迫突围，战士们趁机追击，击毙 4 人、生擒 2 人，但杨克勤再次逃脱。

第二天中午，队伍追到杨树沟，向导指着一个山洞说：

“他们肯定藏在里面，洞口窄、里面深，不好打。”

何彦走到洞口试探射击，里面立刻传来机枪声，他思索片刻，决定 “引蛇出洞”， 命令队伍假装撤退，在远处山林设下埋伏。

果然，半小时后，20 多名叛乱分子钻了出来，土匪头子武振海扛着机枪走在最前面。

“打！”

何彦一声令下，埋伏的战士瞬间开火，武振海胸口中弹当场死亡，其余叛乱分子乱作一团，最终 28 人被生擒，还缴获了 3 挺机枪、5 支步枪、3 把手枪和 200 发子弹。

清点人数时发现，67 名叛乱分子中，已击毙 9 人、抓获 57 人，唯独杨克勤又跑了， 他顺着山洞顶部的石缝挤了出去，消失在茫茫山林中。

此时队伍已连续作战多日，战士们疲惫不堪，何彦只能下令先返回郿县休整，同时向上级汇报情况：

“剿匪行动基本结束，但杨克勤未抓获，需继续追查。”

叛乱事件平息后，审讯工作随即展开。

汤翰起初还负隅顽抗，但在证据面前，最终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他是叛乱的主谋，任志明提供钥匙和情报，李玉泉负责打开武器库，温淑英、曹桂花则用美色拉拢警卫。

1951 年 1 月，经人民法院审判，汤翰、魏福荣因犯反革命叛乱罪、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在郿县公审后执行枪决。

同年 6 月，叛徒李玉泉因犯反革命协助罪、故意杀人罪，也被判处死刑。

温淑英、曹桂花及其他叛乱骨干，根据罪行轻重，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23 名被胁迫参与叛乱的普通犯人，因认罪态度良好，经教育后释放。

在此次平叛行动中，何彦因指挥得当并且带病作战，被上级记大功一次；警卫队张大队长（史料未记载全名）因及时组织反击，记二等功。

县公安局局长杨玉山因防范不力和临阵脱逃，被记过处分，随后调任其他岗位。

改名换姓藏八年，终究难逃法网

杨克勤从杨树沟逃脱后，顺着秦岭山脉一路向西，翻山越岭逃到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

为了隐藏身份，他改名 “王富贵”，在县城一家药铺当伙计，后来还娶了当地一名女子，生了两个孩子。

最初几年，杨克勤每天都提心吊胆，做事小心翼翼，从不敢与人发生争执，也从不敢提自己的过去。

随着时间推移，国民党 “反攻大陆” 的幻想逐渐破灭，他以为八年过去，没人会再记得 “杨克勤” 这个名字，渐渐放松了警惕。

1958 年春天，一名郿县干部因出差到泾川县，偶然走进杨克勤所在的药铺买药。

当 “王富贵” 低头抓药时，干部觉得他的侧脸格外眼熟，尤其是那颗标志性的黑痣，与当年通缉令上的杨克勤一模一样。

干部强压内心的激动，假装平静地买完药，走出药铺后立刻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当天下午，泾川县公安局就组织警力包围了药铺，当民警喊出 “杨克勤” 时，他瞬间瘫倒在地，再也无法伪装。

审讯中，杨克勤交代了全部逃亡经历：从杨树沟逃脱后，他靠吃野果、挖野菜充饥，翻了三天三夜才走出秦岭；到泾川后，他不敢找正式工作，直到 1953 年才化名 “王富贵” 进了药铺；这些年他表面老实，实则每天都在担心被抓。

面对自己的罪行，他却仍嘴硬：

“我只是跟着汤翰干，没杀过人。”

但证据不会说谎，当年被他绑架的干部和被抢劫的村民，都一一指认了他。

1958 年 12 月，杨克勤被押回郿县接受审判，最终因犯反革命叛乱罪、抢劫罪、绑架罪，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至此，这场历时八年的追剿行动，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郿县看守所暴动事件，虽只是新中国初期众多反革命叛乱中的一起，却折射出当时复杂的社会局势：

国民党残部不甘心失败，试图通过制造混乱颠覆新生政权；基层政权建设尚不完善，安防体系存在明显漏洞；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仍需提升，易被敌对势力诱惑拉拢。

但更值得铭记的，是以何彦为代表的革命守护者们，他们在身体抱恙、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迅速组织力量反击，用鲜血和汗水守护了人民的安宁。

而八年追逃不放弃的执着，更彰显了新中国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的法治精神，让所有危害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罪犯，最终都难逃正义的制裁。

如今的眉县，早已褪去当年的战乱痕迹，秦岭脚下的田野充满生机，县城里高楼林立、人声鼎沸。

但那段浴血平叛、执着追凶的历史，不该被遗忘，它像一座警钟，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需永远铭记那些为守护家国而奋斗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