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当年得罪了一些人，那么老人家得罪了到底是哪些人呢？ 说起毛主席，脑子里跳出两幅画面。一边是让中国站起来的领袖，一边是被各种标签围攻的“争议人物”。 不少人心里有个问号：这位老人家到底惹了谁，怎么几十年过去，还有人不肯放过他的名字。 翻那段年代就能看出来，说他“得罪人”是真有对象。 他砸了两个圈子的场：一个是打完江山很快想“捞点好处”的官僚群体，一个是习惯俯视众生的旧知识分子。 这两拨人嘴上绕得圆，心里却一直憋着劲，逮着空子就往毛主席身上泼脏水。 先看官僚这边。 新中国刚站稳脚跟时，很多跟着队伍一路打过来的干部，心里的算盘拨得飞快。 枪扛过，苦吃过，现在轮到享福。 住得体面一点，吃得讲究一点，孩子安排得宽松一点，自觉问心无愧。 毛主席注意到的，就是这股变味的气息。 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落在这一部分人耳朵里并不好听。 他要求领导干部保持艰苦作风，下去看真情况，别整天窝在机关里听汇报；要求权力装进规矩里，不能拿公家的东西当自家库存。 有人开会时点头，散会就当没听见：能少跑一趟就少跑一趟，能多占一点就多占一点。 时间一长，不满就积成暗流。 等政治气候出现缝隙，这股暗流很快翻到桌面上。 谈论那三十年的时候，有人张口闭口就是“折腾”“瞎搞”，把自己当年受约束，说成是“路线出了问题”，把对特权的留恋改写成“为发展松绑”。“继续革命”被嘲成不近人情的口号，毛主席防官僚化的提醒，被剪成几段刺眼的镜头，在一些回忆录里反复摆弄。 有些评价动不动就说“毛时代一无是处”，摆出一副冷静的样子，多想两步就会发现，很多话正好顺着这一拨人的心思走，把他们的私念洗成了“历史结论”。 旧知识分子那一圈，自然也有自己的盘算。 解放前，不少知识分子习惯在象牙塔里讲话，写文章、做演讲，听众多半跟自己差不多。新中国成立，社会结构翻了个面，工人农民站到台前，“为谁说话”这个问题挡在每个拿笔的人面前。 毛主席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意是让思想活起来，在新的制度下多提意见、多想办法。 有的人扎进工厂农村，从头认识这片土地，也有人把这个口子当作翻旧账的入口。 修正主义被捧成“新潮”，一些和中国现实不搭界的理论，被端上桌子当硬菜。部分知识分子嘴上讲“独立思考”，心里放不下旧日那点优越感，总觉得群众“懂什么”。 看不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领袖站在历史中心，更看不惯普通劳动者也能发言、也能评判是非。 形势一松，这部分人很快又站回熟悉的位置。 媒体版面、大学讲坛、各种平台，成了他们握住话语权的地方。 讲毛主席，讲前三十年，开头抛几句现成结论，再挑几段极端故事，轻飘飘带过群众得到的尊严和生活里的翻身变化。 “为人民服务”被挪成单薄的修辞，自立自强被扣上“闭塞”的帽子，对继续革命的警醒，被缩成“不懂变通”。 年轻人接触历史，是从这些话开始的。 对过去的印象，还没来得及和现实对上号，就先被涂上一层灰底，再想往深里追问，往往被一句“那段时间太复杂”堵了回去。 这两股力量，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话语场。 前者不愿再提“艰苦奋斗”，后者不愿多讲“人民当家作主”，关于那三十年的讨论，被切割得只剩“失误”和“代价”。 毛主席坚持要防的东西，被悄悄收起；毛主席强调的“人民性”，慢慢被抹淡。 事情走到今天，很多老工人、老农民说起那段岁月，脑子里蹦出来的不是那些抽象字眼，而是一桩桩具体情景：工资按时发到手里，孩子有学上，开会时敢提意见，不再一开口就被骂回去。 对他们来说，毛主席不是墙上的画像，而是生活里一点点积出来的踏实感。 说到底，毛主席得罪的，就是那些指望在新江山上搭高台的人。 官僚希望权力越捂越热，旧知识分子里的一部分希望话语永远握在少数人手里，他却把门拉开，让普通人走进来，让制度去约束权力，让真问题摆到桌面上。 有人觉得这是“不给面子”，有人觉得这是“管得太宽”，意见积久了，就变成一股股逆流，试图用否定一个人，顺带否掉一整段历史。 毛主席有过失误，这是谁绕不开的事。 任何在大风大浪里摸索的人，都免不了摔跟头。 就算把那些弯路单拧出来，也挡不住一个事实：他把一群被轻看的中国人，带到了“站起来”的位置，让这个国家第一次有底气在世界面前说话。那些被得罪的人，后来确实有机会发声，写文章、做判断，把各种标签扣在他头上。 可在很多普通人的记忆里，老人家始终还是那个宁肯得罪少数，也要把大多数拉上历史舞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