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收到消息，长舒一口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回来了就好。”

12月26日晚，钱学森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他致意，并建议他尽快熟悉国内情况，为国防科技事业建言献策。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哈尔滨赶回北京，在宴请钱学森时直截了当地问：“你看我们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毫无犹豫地回答：“怎么不行？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

1956年1月25日，钱学森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见到了毛主席。

初次见面，钱学森有点拘谨，毛主席却非常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开门见山地说：“学森同志，我盼了你好久啰！”

钱学森忙不迭地回应：“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毛主席笑着说：“你说反啰，是我不敢太早约你，知道你刚回国，事情多，怕打扰你。”

接着，毛主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物理学问题：“你们科学家说基本粒子不可分，我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你说呢？”

钱学森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是认真听着。毛主席从《矛盾论》谈到《实践论》，从哲学谈到物理，预言了基本粒子可分的必然性。

事后，钱学森在日记中写道：“主席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预见了物理学的发展，这种洞察力令人震撼。”

2月1日下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闭幕。当晚，毛主席在此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全体委员。钱学森手持请柬，按照上面的标注寻找第37桌座位，却发现没有自己的名字牌。

正当他疑惑时，工作人员匆匆赶来：“钱先生，请跟我来。”

当钱学森被引到第一桌，看到自己的名字牌赫然摆在毛主席座位右侧时，他愣住了。

工作人员低声解释：“您原本在37桌，毛主席亲自安排的，他用红铅笔把您的名字划到了这里”

宴会开始后，毛主席跟钱学森亲切交谈，他伸出五个手指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对我们说来，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接着，他话锋一转：“你现在正在研究工程控制论，能不能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谨慎地回答：“主席，我刚回国，对情况不甚了解，提的意见还不成熟。”

毛主席摆摆手：“你那些意见很好嘛，只有你这个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

这次宴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毛主席与钱学森交谈的内容从导弹技术到人才培养，从苏联援助到自主创新，无所不包。

散席时，毛主席再次握住钱学森的手：“学森同志，你要多想，多问，多提建议。我们的科技事业，需要你来牵头”"

宴会之后，钱学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加快了意见书的起草。

2月17日，钱学森将反复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递交周恩来，周恩来在审阅后，转呈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意见书》后，连夜通读，划下多处重点。

几天后，他在菊香书屋接见钱学森。毛主席开门见山地说：“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

他翻着文件，接着说：“你说要先建研究机构，再搞仿制，然后自行设计，这个路子对。你说要立足自己，这个思想好。”

谈话中，毛主席告诉钱学森：“中央决定，根据你的意见，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搞导弹，请你来牵这个头。”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请钱学森谈导弹发展规划。

钱学森在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发展导弹技术的路线图，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地地导弹到防空导弹。

会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任委员。

8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大会在北京解放军466医院食堂召开，这一天恰逢钱学森归国一周年。

聂荣臻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钱学森同志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

面对一百多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钱学森说：“我们是白手起家，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导弹！”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邀请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三位科学家到紫云轩他的卧室谈话。卧室陈设简单，除了床和书架，只有几把椅子。

毛主席请他们坐在床边，从地质构造谈到天体物理，从尖端技术谈到哲学问题。

当话题转到国防时，毛主席对钱学森说：“美苏都在搞反导系统。中国有句老话，有矛必有盾。我们也要搞防御，搞少数人专门研究。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

这次谈话直接催生了“640工程”，虽然后来因技术难度下马，但为中国反导技术积累了宝贵经验。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71岁生日。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与家人团聚，而是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设宴，邀请大庆工人王进喜、大寨农民陈永贵、解放军战士和科学家代表。钱学森被安排与陈永贵同桌。

毛主席走进宴会厅说：“今天不是做生日，是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孩子没来，他们没有资格。”

席间，他风趣地向大家介绍钱学森：“这位就是我们的火箭王钱学森同志！他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钱学森同志！”

这顿朴素的生日宴，体现的是领袖与人民、与知识分子的血肉联系。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工农兵代表。

当他看到钱学森时，特意把他叫到身边，叮嘱道：“学森同志，你要走到群众中去，同群众结合。”

当晚，毛主席还向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这是我们中国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同志。”

此时的毛主席已是77岁高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依然记挂着这位为共和国航天事业奠基的科学家，这次会面也是两位伟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从1956年到1970年，毛主席与钱学森正式会面六次，每一次都留下了经典对话。

这种对话，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是如朋友一样般的交谈，足可见毛主席对钱学森的尊重。

毛主席深知，一个农业国要跃升为工业国，要打破核讹诈，必须倚重顶尖科学家的智慧。

他把钱学森看得比五个师更重要，因为钱学森代表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可能。

1956年当钱学森提出需要调回一百多名留苏学生时，毛主席立即批准；当钱学森提出需要建立完整的材料、电子、元器件工业体系时，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当钱学森提出需要保护知识分子时，毛主席亲自作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

更难能可贵的是，毛主席尊重钱学森的专业判断。

1962年一次导弹试验失败，有人主张追究责任，毛主席却说：“钱学森说是技术问题，那就按他的意见办，不要追究政治责任。”

1965年讨论导弹防御系统时，有人主张全面上马，钱学森认为基础工业跟不上，毛主席便决定先搞预先研究。

钱学森晚年回忆：“毛主席六次接见我，每一次都给我深刻教育。他不仅是伟大领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历史最终证明，毛主席对钱学森的每一份尊重，都化作了共和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丰碑。这种精神，穿越了岁月，至今仍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