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华北夜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在晋察冀边区的山沟里吹得油灯轻轻摇晃。就在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时刻，一位已经走过十余年征途的红军老兵，突然被战友推着，迈向了另一种人生选择——成家。

那一年，钟炳昌29岁。从1932年参加红军，到闽西、到中央苏区，再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他早已习惯了把生死交给战场，把疲惫交给行军路。粮食紧张可以咬牙扛过去，伤病缠身也能忍一忍，却偏偏在“谈婚姻”这件事上，有点发怵。

这一点，丁荣旋看得很清楚。

晚饭散了以后，营地里渐渐安静下来，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丁荣旋把钟炳昌拽进自己住处，夫妻俩倒茶、拉家常，问的却不是作战任务，而是吃得好不好、睡得安不安稳。说着说着，话锋一转：“有个好姑娘，白求恩医科学校的，还是那里的校花，你说，这样的同志，要不要认识一下？”

钟炳昌愣住，一时间，说不上来是紧张还是惊讶。

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年前，他还在土城上空的轰炸中从鬼门关旁边擦肩而过。那是1935年1月28日，红一军团在黔北土城一带遭到敌机空袭，他当时是野战医院的指导员，炸弹落下时，他扑在一名重伤员身上，自己也负了重伤。领导劝他留下养伤，他咬紧牙关，只说了八个字：“不怕死，不掉队，革命到底。”

这种对生死的态度，落在婚姻问题上，就变成了另一种迟疑：战火未熄，哪有心思去想“家”的事？

不过，年纪在那里摆着。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像他这样年龄的团营干部，有对象、有家庭的已经不少了。再加上组织上也鼓励稳定骨干的生活，他心里其实明白，迟早要面对这一关。

一、战火中的相逢：政委和“白校校花”

丁荣旋没有给他太多时间躲闪，干脆利落地把情况说开了。女方叫张曼，河北行唐人，22岁，在当地当过教师。1938年，抗战正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她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在行唐一带做抗日工作。等到129师在当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收青年，她索性下定决心，报名参加八路军。

临行前，她把原名“张青云”改掉。那是父亲——一位老中医——给她起的名字，希望女儿能“如青云般奋发向上”。而改名这件事，在当时颇为常见：家里若还在日伪统治区，留一点隔断，总能多一分安全。

到了军区办的白求恩医科学校，她成了军医班第5期学员。因为身体原因，又多学了一年。医务工作并不轻松，伤员多，条件差，但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她从一名地方女教师，慢慢磨砺成一名有战地经验的随军医生。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随部队转战南北，在阵地里、在手术台边，一点一点锤炼意志。

把这些情况听完，钟炳昌心里其实已经“点头”了，只是脸上还撑着严谨：“这事太突然，让我再想想。”

这一句“想想”，既是习惯性谨慎，也是对自己负责。他在小路上来回踱步，泥土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声响。打起仗来，他一向干脆，轮到个人生活，却开始细细权衡：年龄差不多了，组织上也有考虑；对方条件很好，而且是战地医务工作者，信得过；介绍人又是老战友，在两边都了解的情况下才开口，如果拖得太久，对女同志也不合适。

这么一来，思路渐渐清晰，犹豫也在一点点消退。到了夜里，他终于下定决心，去见一见这个素未谋面的“白校校花”。

那天的简陋屋子里，只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不亮，影子却很清楚。张曼已经在等着，神色平静。钟炳昌一进屋，心里既紧张又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一着急，就用部队开会那套语气开场：“张曼同志，你好！我叫钟炳昌，江西人，今年29岁，1932年参军，是党员，今晚来见你，有什么话你就随便说……”

这一番“政工报告式”的自我介绍，说得连他自己都觉得别扭。张曼先是一怔，随即笑出声来，那笑里有几分好奇，也有几分宽慰。气氛一下子松了不少。

“这又不是开大会。”她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钟炳昌也跟着笑，尴尬化成了一种朴实的亲近。谈话慢慢展开，从部队生活，到各自参加革命的经历，再到家乡情况，提到行唐，他关切地问了一些当地抗日斗争的情况。话题越聊越多，两个人都感觉，这样的交流，自然得很。

这一晚，并没有鲜花、没有誓言，却有非常明确的决定：可以交往，可以保持通信联系。第二天，他就要赶赴平山县35团报到，时间紧得很，只能匆匆告别。

几天后，一封字迹洒脱的来信送到他手中。那一行行字，干净、利落，不像一般女孩子的娟秀小楷，倒有些“男同志”的刚劲。他心里暗暗觉得，这个姑娘，合眼缘。

二、从平山小米峪，到鸭绿江边

1945年春，抗战虽然还未完全结束，但局势已大体明朗。那一年，他30岁，恰好符合当时团级干部“年满三十方可结婚”的规定。两人一合计，便向组织写了结婚报告。

手续批得很快。婚礼的地点在平山县小米峪村。没有鞭炮，没有厚礼，战友们凑出一点红烧肉、一点小酒，简单而庄重。对于这对在战火中走到一起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朴素，恰恰符合那个年代的环境和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

婚后，两人仍旧各自忙碌。一个是政工干部，一个是随军医生，战地上难得有机会长久团聚。有时一阵子在同一分区，有时任务一变，又分开好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成了这个家庭的基本状态。

1949年年底，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新中国的曙光已经清晰可见。中央发出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此时的66军197师已驻在天津一带，开始大规模开荒、种地。对许多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干部战士来说，在稻田里插秧、在田埂上谈笑，本身就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宁静。

1950年，田里的秧苗长势喜人，部队生产与训练并行不悖，营区里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战士们一边操练，一边琢磨着秋收后粮食能多出多少。有人打趣说：“要是能吃上自己种的小麦，算是真正过上好日子了。”

然而，从6月开始，朝鲜半岛的局势，让这种刚刚稳定下来的平静，产生了明显裂痕。朝鲜内战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国内的判断很快变得清晰：战争有可能蔓延。

这种变化，在基层干部心里，最先表现为隐隐的忧虑。日子还照过，田照种，但谁都明白，和平并不牢靠。

10月22日是个星期天，也是天津一带稻谷即将收割的时节。下午不久，钟炳昌被紧急叫到军部开会。66军军长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刚从北京回来，带来的是中央军委的最新命令：66军迅速赶往安东待命，具体任务，到了安东听高岗指挥。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前因后果。原来，先期入朝的4个军正在组织作战，但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四十多万人的兵力，以及空中、火力的巨大优势，仅凭原计划的两个军、两个炮兵师，很难形成足够的战场优势。10月10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向中央建议：改变“先出两个军”的方案，集中兵力，一举形成战机。

11日，中央同意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出动。然而，随后的判断认为兵力仍显不足，邓华提出“增调部队”的建议。于是，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驻在天津地区的66军，也被列入紧急入朝序列。22日的命令，便是在这样的通盘考虑下发出的。

紧接着，军里连夜传达命令，师里迅速动员，营连一级的干部忙得脚不沾地。动作必须快，保密要求极严：不能公开动员，不能向家属透露任务性质，只能说是“移防”“开进”。

这一切，对军人来说，是责任，对家庭来说，却是突然。

三、妻子眼泪背后：军人家庭的分量

当部队在夜色中匆忙整装时，防寒衣物和新武器还未来得及普遍配发。战士们把在农场干活时穿的衣服随手一卷，有什么带什么，有些人还以为是一次大规模拉练操演，把被服都寄存在农场仓库里。这种“紧急开拔”的状态，在当时并不罕见。

钟炳昌临时让警卫员买了点槽子糕，准备路上当干粮。这样的细节，看起来普通，却非常真实——有时候，一支部队出发，就是在一两个晚上之间的事。

10月24日，官兵们身上还沾着稻田、河沟里的泥巴，就登上开往东北的军列。25日，到达安东。站台上没有锣鼓，也没有标语，但送行的家属却挤满了月台边缘。

那一次，张曼哭了。

从1940年代中期结婚到这一刻，她跟随丈夫，和部队一起经历过不少战斗任务。抗日战场的炮火，解放战争中的大会战，夫妻俩早已习惯在枪响中分头上路。按理说，打仗这件事，并不新鲜。

可这一回，味道不同。对“过江”的意义，军人和家属心里都有数。朝鲜战场上的对手，是全副武装、空中优势明显的美军。鸭绿江一跨，等于走进了一个陌生战场，归期难料。

“你放心去，家里有我。”张曼强忍着，把这句话说得很平静。可眼眶里的泪意，还是压不住。

这种眼泪，不是阻拦，也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夹杂着担心、牵挂和自我要求的复杂感情。身为医务出身的军人妻子，她很清楚战争的代价，但又不愿意让丈夫多一分心理负担。不得不说，这样的坚强，是那个年代很多军人家属共同的特点。

10月26日夜，66军官兵跨过鸭绿江大桥。没有隆重的出征仪式，只有暗夜中的车队和行军队伍。物资准备不足，思想动员时间短，但整体士气却并不低。许多从抗日、解放战争一路打来的老兵都明白，这一次，是为保家卫国，又一次走上前线。

入朝之后，66军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到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前的动员大会上，已经担任197师政委的钟炳昌站在台上，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太原战役中，谁是第一个登上太原城头的？”

下面的回答，很整齐：“是我们！”

这种提问方式，其实是典型的政治动员手段——通过唤起部队的荣誉记忆，鼓舞眼前的战斗意志。他顺势接着说：“既然过去能勇登太原城，这一次也要拿出争第一的劲头，把第三次战役打好。”

第三次战役的任务十分明确：突破“三八线”既有阵地和纵深防御，向南推进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占领汉城，把战线稳固在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挫败对方“整军再战”的企图。这不再是简单的运动战，而是对预有防备之敌的攻坚，是对志愿军意志与耐力的严峻考验。

1950年12月31日晚，严寒刺骨。197师部队正在向“三八线”攻击阵地开进。师指挥所也随之转移到“三八线”山脚下一个小村庄。天黑得很彻底，寒风往衣服里钻。忙碌了一整天的干部们，肚子早已空得咕咕作响。

“明天就是新年了，今晚吃口热乎的，当成年夜饭吧。”有人提议，大家纷纷响应。可司务长很快抱着一大把空米袋跑来，无奈地问：“政委，你看，这饭怎么做？”

当时，志愿军后勤十分紧张，特别是66军这种“紧急入朝”的部队。国内粮食供应本就紧张，许多粮食得向朝鲜当地老乡购买。部队多，米少，日常伙食本就不宽裕，到了冬季攻势阶段，更是捉襟见肘。

钟炳昌看着那些空空的米袋子，笑着安慰大家：“打日本的时候，最难的时候连树皮、野菜都吃过。现在打美军，多少还有点米，强多了。米不多就熬一锅‘抗美援朝粥’，一样能暖肚子。”

一锅稀粥，配着简单的咸菜，这就是那一年跨年的“年夜饭”。围坐在破旧房子的，是从各地走来的年轻士兵。有人端着碗，突然感慨：“要是能把咱们在天津种的小麦空运来就好了，我能一口气吃十碗。”

这句话半真半玩笑，却把许多人带回到天津农场的记忆里。稻田、麦地、阳光，以及那时想象中的“长久安宁日子”。在这样的对比下，前线的艰苦更显清晰。

也是在这些个深夜里，钟炳昌常常想起远在国内的张曼。她此时也在部队医院里忙碌，照顾伤员、参加抢救。他偶尔会在空闲时写点文字，不是长篇家书，只是几句问候，夹杂着对战况的隐晦描述，托人带回。信件往返不易，间隔动辄几个月，但哪怕只是一封短短数行的信，也足以让对方心里踏实不少。

1951年3月15日，66军奉命回国休整。因为要提前到国内处理整编等事宜，师长成少甫和政委钟炳昌先一步返回。7月下旬，197师进行整编改装，成少甫调任66军副军长，钟炳昌出任197师政委。1952年7月，他又调任66军政治部主任，兼任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工作范围更广，接触层面也更复杂。

这些职务上的变动，是军队正规化建设过程中的自然结果，但对家庭而言，也意味着新的适应。在不同城市辗转，孩子升学、家属医院的调动，都是现实问题。张曼一面继续从事医务工作，一面操持家庭，遇到难处，两人常常在夜里用简短的交流，彼此打个气。

四、长征记忆、布补衣衫与晚年的坚守

1953年5月，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到66军检查工作，又专程去驻秦皇岛的197师调研，重点总结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工作经验。按照惯例，他要深入连队、排里，与基层官兵直接交流。陪同的，就是当时军中的政工骨干，包括钟炳昌。

两人初见面，寒暄中随口问起籍贯。

“哪里人？”

“江西。”

“江西哪个县？”

“兴国县。”

“那就是老表了！”肖华笑着接了一句，气氛立刻亲切起来。江西兴国，是著名的“将军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贡献了大量骨干力量。两位出身相近的老红军，在边走边聊中，很快就拉近了距离。

工作之余的闲谈，有时比正式会议更能反映真实情况。钟炳昌提到，有的连队在搞革命传统教育时，把长征故事编成文艺节目，用说唱、情景短剧等方式演给战士看，效果特别好。战士们听得进、记得住，还会主动讨论。他只是随口一提，却没想到触动了肖华的灵感。

“长征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创造的奇迹，应该大力宣传。”肖华认真地说，“用文艺形式讲，更容易深入人心。”

后来诞生的《长征组歌》，在军内外广为传唱，正是这种思路的结晶。钟炳昌后来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每次听到旋律响起，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雪山、草地和战友们的身影。对他来说，那不是艺术形象，而是亲眼见过、亲身走过的真实路径。

在家庭生活中，长征记忆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他经常给孩子讲雪山风、草地泥、断粮时嚼野菜的经历，却很少用“苦难”去渲染，只是淡淡说着“那时条件就那样，还不是挺过来了”。对节约的要求则落实在细节上——一粒米、一度电、一滴水，都不能随便浪费。

儿子钟洋后来回忆，父亲一生极其简朴。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常常穿草鞋在院子里散步。里面的衣服破了，张曼就一针一线地缝补，有时一件中山装能穿上好几年，洗到领口、袖口都泛白了，仍旧舍不得丢。家里的家具，多数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式木柜、桌椅，磨损严重却仍在使用。

这种生活习惯，并不是刻意“示范”，而是从长征、从抗战岁月延续下来的一种质朴自律。对于经历过那些年的人来说，节约已经融进了骨子里，不需要口号。

在夫妻相处上，两人的默契同样来自长期的并肩战斗。战场上，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判断；生活中，一个动作就能猜到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有时，孩子在一旁看着，都会感叹一句：“好像不用说话也能沟通。”

时间推进到1988年，钟炳昌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这一年，他被确诊患癌。张曼和子女们在医院走廊里商量，究竟要不要如实告知。大家心里有顾虑：经历那么多战火，老人在晚年再听到这种消息，会不会受不了？

没想到，当病情终于告诉他时，他表现得异常平静，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没那么可怕，既来之，则安之，我配合医生一辈子。”这种态度，多少带着一贯的军人味道——面对危险，不夸大，不惊慌，只想着怎么应对。

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中，张曼几乎寸步不离，从饮食到用药，从复查到护理，都亲力亲为。医院里的人都知道，这位老将军身边，有一位极其沉稳、耐心的老伴。医护人员感叹她“心细如针”，而她自己只是淡淡一句：“那是应该的。”

在多方努力下，这一次癌症竟然被顽强地压制下去，可以说有些出乎意料。但夫妻俩都明白，身体已不能和年轻时相比。于是，生活节奏稍稍慢下来，更多时间用在看书、写字、翻阅老照片上。有时两人坐在一起，翻到早年的黑白照片，案头灯光柔和，过去的场景仿佛又在眼前展开：平山小米峪的简陋婚礼，朝鲜战场上的临时指挥所，天津农场的稻田。

1999年，癌症再次袭来。医生已经有心理准备，家人也比上一次平静许多。这一回，治疗手段有所进步，但身体基础更弱，过程比第一次更艰难。在病房里，张曼还是那样来回忙碌：扶他坐起、喂水、整理衣被。有人半开玩笑地对她说：“这么多年，还是你最辛苦。”她笑了一下，没有多解释，只默默接过下一剂药。

从1940年代的战地相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岁月，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晚年生活，这对夫妻经历的，是整整半个世纪的风雨。他们的经历里，有战火，有远行，有告别，有重逢，也有病床前相守不弃的寂静时刻。

在许多同龄人的记忆中，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成千上万的革命军人和他们的伴侣，曾在类似的战场上、相似的环境里做出选择。有人牺牲在异国山岭，有人安静地在家中度过晚年。钟炳昌和张曼，只是其中两位。

不过，两人身上那种一以贯之的质朴、坚韧，以及对彼此的信任与托付，却足以让人回想：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格，而他们在战火中结下的这段婚姻，又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反过来支撑着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年那句略带紧张的“张曼同志，我叫钟炳昌”，并不仅仅是一段尴尬的开场白，而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相伴人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