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直接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就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判不了刑，就罚到他肉疼。

一场官司打赢了，很多人却高兴不起来。

2025年6月，广东江门快递员李师傅送件途中遇到老人摔倒，他停车施救，拨打120，还陪着老人去了医院。按常理看，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好事。

没想到一年多后，老人家属把他告上法庭，索赔92万元。

对方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十分特别，认为李师傅驾驶的三轮车产生了气流和噪音，可能把老人吓倒。双方相隔十几米，一辆三轮车的气流，最后成了92万元索赔的依据。

这场官司直到2026年9月才有结果，江门中院终审驳回全部诉求。判决中有一句话很关键，公民善举不能作为推定侵权的依据。

李师傅赢了，但问题也来了，这一年多的时间怎么算？请假、取证、跑法院、面对议论，还有可能出现的骚扰电话，这些损失谁来承担？

法律上，普通人并不是没有保护。

《民法典》第184条已经写明，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简单说，看到别人遇到危险，愿意伸手帮忙，不该因为救助结果不理想，就自动承担赔偿责任。

可现实中的麻烦，往往不只在最后那张判决书。

如果有人提出索赔，救助人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多时间证明自己没有责任。法律最后还了清白，可此前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心理压力，通常很难得到补偿。

湖南衡阳一名棋牌室女店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种压力。

2026年8月，一名老人在她店里突发疾病晕倒，女店主掐人中、拨打120，还一直抱着老人等待救护车。老人最终没有抢救回来，家属随后提出10万元索赔。

派出所已经认定女店主没有过错，也不承担法律责任。可在调解过程中，她还是拿出了1.9万元，被称为人道主义补偿。

没有责任的人，为什么还要花钱买平静？她掏钱并不代表承认自己做错了，更像是因为不想继续耗下去。

这类事情为什么容易发生？说白了，有些人把索赔变成了一场消耗战。

监控在哪里，目击者在哪里，伤情和事故之间有什么证据，责任到底怎么形成？这些问题如果都没有明确答案，却一开口就是几十万元，目的可能就不只是解决纠纷，而是在赌对方怕麻烦、怕名声受损、怕时间拖不起。

李玫瑾教授曾提出，拿不出证据，就不能只靠一张嘴要求高额赔偿。有人把这个建议概括成一句话，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

这句话容易引发争议，因为不是所有索赔都等于敲诈，更不是每一起老人摔倒都能简单归为讹人。如果有监控、证人，或者确实存在碰撞和过错，受害者依法维权当然应该得到支持。

问题在于，证据不足时，索赔者不能把举证压力全部甩给做好事的人。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曾经让许多人开始担心扶老人会不会惹上麻烦。案件细节和责任认定后来一直存在不同说法，但它留下的社会影响很长久，很多人从那以后遇到老人倒地，第一反应不是上前帮忙，而是先拿手机录像。

这种变化说明，公众担心的从来不只是输一场官司，而是好心被怀疑，最后还要花钱证明自己是好人。

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涉及扶人纠纷的149起案件中，有84起被指存在诬陷扶人者的情况，真正受到处罚的几乎没有，84起中只有1例受到处罚，而且因为违法者年满70周岁，最终没有执行。

这个数字为什么让人不安？因为它意味着造谣、讹诈和恶意索赔的代价太低。

只要对方愿意耗时间，愿意反复投诉，愿意把金额喊高，做好事的人就可能先选择妥协。最后拿到钱的人，未必因为证据充分，而可能只是因为对方承受不起继续纠缠。

法律保护好人，不能只保护到判决那一天。

如果被告为了证明清白，花掉大量交通费、律师费，耽误工作，甚至承受长期舆论压力，却没有相应的救济，规则就很难真正鼓励善意。以后谁还敢在街头停车，谁还敢在店里上前帮忙？

真正需要明确的，不是让所有人都对老人保持距离，而是把举证责任放回提出主张的人手里。你说别人撞了你，就拿出监控、证人和鉴定。你说对方造成了损害，就说明因果关系在哪里。

不能只因为对方伸过手，就推定对方有错。

对恶意索赔，如果最终查明存在虚构事实、故意施压、借机索财，就应该依法追责。处罚不一定要靠情绪化表达，但必须让违法成本高于试错收益，不能让人觉得只要张嘴要钱，就算没有证据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江门李师傅的判决，守住了一个底线，善举不能自动变成侵权证据。衡阳女店主的1.9万元，又提醒人们，纸面上的无责和现实中的无损，仍然是两回事。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提醒大家保留视频、寻找证人、及时报警，但不能把所有防范成本都推给救人的普通人。

伸手救人之前，还要先想自己有没有监控，能不能请律师，能不能耗上一年多，这样的社会氛围，谁会觉得做善事是一件轻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