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李鹏的出生就注定与革命紧密相连。1928年10月20日，他出生于上海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李硕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和省委军委书记。母亲赵君陶也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由于家庭身份特殊，他们常常面临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和监视。李硕勋在党内负责军事工作，经常奔波于各地执行任务，而赵君陶则在家中处理地下联络事务。这样的环境让李鹏从幼年起就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1年，周恩来布置给李硕勋一项重要任务，不料因叛徒出卖，李硕勋在海南被捕。他拒绝招供，最终被国民党处决，年仅28岁。那时李鹏只有3岁，失去了父亲的庇护。赵君陶带着幼子返回四川成都老家，靠亲戚接济艰难度日。她在当地从事一些秘密工作，同时教育李鹏学习文化知识。李鹏在母亲影响下，逐渐了解革命道理，养成独立性格。这段童年经历让他早早懂得生存的艰辛，也为后来投身革命事业打下基础。 1938年底，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赵君陶，通知她去成都一家旅馆见一位客人。那位客人正是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前来接赵君陶母子前往重庆。为安全起见，邓颖超先将李鹏安置在成都外婆家，自己带着赵君陶先行。抵达重庆后，周恩来见到赵君陶，询问李鹏情况，对邓颖超未带他同来表示责备。邓颖超随后再次返回四川，将10岁的李鹏接来。周恩来见到长大的李鹏，决定视他如义子。李鹏对周恩来夫妇的到来充满感激，从此他们的关系变得亲密。周恩来夫妇无子女，对李鹏关怀备至。周恩来亲自指导李鹏的学习习惯，让他朗读新华日报，纠正发音错误。见李鹏站姿不直，周恩来会提醒他注意姿态。本计划送李鹏去莫斯科留学，但因国共关系紧张，先安排他到延安学习。1941年，李鹏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电力知识。194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他在革命环境中成长，积累专业技能。 李鹏在延安的学习生活让他接触到电力领域的实际操作。他参与一些小型发电设备的维护工作，了解水力发电的基本原理。1946年，他被派到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进修，随后担任晋察冀电业公司技术员。在那里，他负责设备检修和线路铺设，逐步熟悉电力系统的运行。1948年，党组织安排他与其他青年一同赴苏联留学。他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系统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作为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他组织同学讨论学习计划，推动集体进步。1955年毕业回国后，李鹏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他先到丰满发电厂担任技术员，逐步升任副厂长和厂长。在厂里，他参与发电机组的调试和优化，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后来调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局长，负责区域电力供应管理。他注重技术创新，引进苏联经验适应中国实际，推动多项水电项目建设。这段职业生涯让他从一线工人逐步走向管理岗位，积累丰富经验。 1992年7月10日晚8点，李鹏携夫人朱琳前往北京医院探望邓颖超。当时邓颖超已住院多日，身体因长期劳累和帕金森症而极度虚弱。秘书赵炜向邓颖超报告李鹏到来，她用微弱声音说出“李鹏”二字。这成为她临终前的最后言语。次日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这两个字源于邓颖超对李鹏的长期关切。周恩来夫妇视李鹏为义子，因为李硕勋牺牲于执行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周恩来一直对此事挂怀。多年来，他们夫妇对李鹏的教育和生活给予指导。从重庆到延安，周恩来夫妇帮助李鹏安排学习路径，推动他进入电力领域。邓颖超在李鹏留学前夕，还叮嘱他注意健康和安全。李鹏回国后，周恩来夫妇继续关注他的工作进展。邓颖超的呼唤体现了她对这个烈士后代的牵挂。这种关系不是正式收养，而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的扶持。李鹏在回忆录中澄清，他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许多类似的孩子都称邓颖超为邓妈妈。这段情谊跨越数十年，影响李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