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整天躺着，不爱说话，也不理人，家人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谁知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钱学森怒斥他，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的“变”，是从2000年后开始的。 以前他是“行走的计算器”，开会时随口报出导弹轨道参数，误差不超过小数点后三位。 家里电子表永远调快十分钟，说“做事要留提前量”。 就连铅笔削到三厘米长就换新的，整齐码在右手边。 可到了2005年，他突然不爱说话了。 孙子钱永健趴在床边喊“爷爷”，得喊三遍他才抬眼皮。 护工帮他穿衣服，扣子掉了他也不吭声。 吃饭时饭粒掉嘴角，自己浑然不觉，全靠人提醒。 “爸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 儿子钱永刚急得直搓手。 妻子蒋英偷偷抹泪：“以前他连我织毛衣多绕一圈线都能看出来，现在咋成这样了？” 家里人心里直打鼓，却没人敢明说。 直到那天医生上门体检，按流程问了句“100减7”，才撕开了“糊涂”的假象。 医生赵聚春放轻声音：“钱老，咱算个数，100减7是多少？” 而钱学森闭着眼，半晌没动静。 家人屏住呼吸，以为他又“犯糊涂”了。 突然，他睁开眼，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93。” 医生一愣，接着问：“再减7呢？” “86。” “再减7？” “79。” 钱老回答的又快又稳。 医生正想继续，钱学森突然撑起上半身：“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别拿这小儿科考我！” 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钱永刚抹了把笑出的泪：“爸，这是医生担心您，想看看您脑子好不好使。” 钱学森这才缓了脸色：“我脑子好着呢，还想着给国家再算个新公式呢。” 医生走后，家里人才咂摸出味儿，老爷子不是糊涂，是把话“省”了。 护工王姨说，有次她给钱学森量体温，刚把体温计放腋下，他就说：“37度2。” 王姨以为巧合，又量一次，真就37度2。 “他不是听不见，是不想说废话。” 钱永刚翻出父亲的牛皮纸袋，整整629个，每个都标着编号，里面是两万多份剪报，从航天发动机到农业灌溉，分门别类码得整整齐齐。 “这些是他年轻时的宝贝，现在不碰了，不是忘了，是觉得‘眼下有更要紧的事’。” 啥事要紧？ 后来航天所的工程师小张来请教，拿了张抖动的试验曲线图。 钱学森让人把图纸凑近，手抖得握不住笔，就用指甲在边上划：“温度、密度、进气、节流。” 小张回去一查，果然是阀门共振。 “他这是把劲儿攒着，给国家‘兜底’呢。” 蒋英叹气：“年轻时为国家搞导弹，老了为国家盯技术，一辈子就没闲过。” 而钱学森的“轴”，就连到了晚年也没改。 孙子钱永健调皮，把窗帘拉到顶，他看见了也不骂，半夜悄悄起来重新拉好。 钱永健问：“爷爷，您咋跟窗帘较劲？” 他指着窗外：“你看那爬山虎，叶子重叠了就挡光，做人做事也一样，得有条理。” 2009年深秋，钱学森去世前一天，床头还放着当天的《参考消息》。 一篇关于航天发动机的报道上，他用红笔圈着关键数据，字迹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 前一晚，他手在空中慢慢画圈，一圈、两圈……画到第七个才停下。 家里人明白，那是他熟悉的导弹返回轨迹。 “神舟”飞船着陆前，他曾在戈壁滩上数着圈等数据，那是他一辈子的牵挂。 整理遗物时，在他那支旧钢笔的笔帽里，发现一小片发黄的纸角，只剩两个字：“祖国”。 “这两字，是他临终前写的。” 钱永刚红着眼眶，“他说过，‘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他这一辈子，就是用沉默和行动，把这两个字刻进了骨头里。” 如今，北京那套老房子的爬山虎还在长，牛皮纸袋里的剪报成了航天所的“镇馆之宝”。 有人说钱学森晚年“糊涂”，可了解他的人才知道，真正的智者，从不会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上。 他沉默，是因为知道“啥时候该说，啥时候该听”。 他“糊涂”，是因为把清醒留给了最重要的，祖国的航天事业，民族的科技未来。 就像他常说的：“人不是数字，是做事情的。” 真正的聪明，不是耍嘴皮子，是把一辈子的事，干到问心无愧。 主要信源：（中国航天火箭院——今天,缅怀钱学森! 中国军网——缅怀!铸剑为国,他的名字叫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