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他叫黄标。过去人喊他“四爷”，洪湖一带都知道这号人。 现在他成了通敌卖国的汉奸，被拉出来游街，被写上红纸黑字的榜文，还被安排在今天这个“集中处理”的日子。 镇上的人都在看热闹，但他一句话没吭。 一直到行刑队列枪膛拉开，他突然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二十万银元，却要死在你们手上。我不甘心。” 这话一出，周围人先是一愣，随后爆出更大的谩骂声：“你给新四军送钱？你咋不说你是刘少奇亲戚？”“死到临头还嘴硬，狗汉奸装什么好人！”执行人正准备扣动扳机，远处忽然传来急促的车喇叭，一辆军用吉普车冲进来，一个戴眼镜的干部跳下车，一边跑一边喊：“枪下留人，黄标的案子有问题！” 这事儿当时就轰动了。 陈一新，当时是湖北省副省长，他亲自出面拦下了枪决。 刑场上的士兵一时不敢动，毕竟副省长是高级别，带着官方文件的，他低声和带队法警说了几句，转身就让人把黄标押回去了。 看上去像是天降神兵，替黄标续了命。但真相远比这个复杂。 说起黄标，他的身世也算是这片土地上典型的“苦命人”开局。1895年，生在沔阳县峰口镇，一家人靠种田过活。 后来闹水灾，洪湖水涨了，堤坝垮了，全村人跑荒。 他才十一岁，跟家人走散，迷了路进了深山，被一个道士救了，几年下来学了点拳脚功夫，也算保命的本事。 1925年，官府收税太狠，村民连口粮都交不上，他实在看不下去，召集了一些乡亲起来抗税。 事情闹大了，被镇压得一干二净。黄标逃了，藏了几个月，转头就投了共产党，跟着贺龙打游击去了。 那时洪湖正在建设根据地，他是早期搞农协的人，又会动嘴会拉人，颇有号召力。 问题也就来了，1929年，国民党围剿洪湖，黄标被抓，关了一年，拷打、威胁样样来，他一句没说。 等放出来，人也废了，家也毁了，连家人都没了下落。 那时候的黄标，再也不是那个热血青年的模样了。 他把自己藏在金华寨里，成了当地一个武装团伙的头儿，兄弟们管他叫“四爷”。 很多人以为他彻底黑了，其实不是。 他当寨主不抢民不敲诈，还修路修桥，救过几个落难的红军交通员。 他明白，真要报国，不一定非得穿军装，他把寨子当成庇护所，但心里始终惦记共产党那一边。 一直到1939年，新四军的人找到他，说组织上有个特殊任务，需要他出面。 一听任务内容，黄标沉默很久。 那几个新四军干部跟他说得明白：“你得假投日军，当卧底，打入伪政权。”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成了是功臣，败了就是万劫不复。 他问：“我要是死在老百姓口中，你们保不保我名声？”他们回答不了。 他最后咬咬牙：“行。我干。” 从那年起，黄标正式“叛变”了，他装作投靠日本，在洪湖成立“维持会”，帮日军稳定秩序。 可实际上，他的茶馆成了秘密联络点，每月用各种渠道往新四军送银元、传情报，还冒着命救出过一批被捕干部。 他吃的是汉奸的饭，做的是党的事，活得窝火，却不能开口。 新四军那边一直知道有人在资助他们，但黄标的身份太保密，连多数军官都不清楚他的存在。组织本来打算抗战胜利后为他公开身份，恢复党籍。 可惜胜利来得太快，他的上线已经牺牲，资料也丢了。 他自己找上门，想交代情况，却没人信。他说自己是潜伏任务，别人只当他是洗白。 后来他索性不说了，回老家务农，种田喂猪，一个字不提过去的事。 直到1951年，全国开展大清查，汉奸、特务、反革命统统归类。 黄标这个“伪维持会主席”自然榜上有名。 有人检举，说他当年跟日军勾结，抢地皮、逼良为娼，还有私设牢房的罪状。没有人听他解释，连一场像样的听证都没有。 他被一车人押走，丢进牢里等枪毙。 刑场上的那句“我不甘心”，不是喊给百姓听的，是喊给天听的。 他想告诉世界，自己不是卖国贼，是顶着命在干活的人。 要不是陈一新那天赶来，这件事就没后话了。 副省长陈一新是顾大椿的老战友，当年正是顾介绍黄标接任务的。 听说黄标要被枪决，他连夜翻资料，找到一封残存的密件，上面标着“潜号乙十七”。虽然无法完全证实身份，但足以叫停处决。 案件复审后，法庭最后判决“证据不足、行为复杂、量刑待定”，改判十年。 黄标进了监狱，身体早就撑不住了。 他在狱中不说话，不争辩，也不申诉，仿佛一切都和他没关系。 不到三年，人就走了，连棺材都是同牢房犯人凑钱做的。 这一走，几乎等于在历史上消失。 1980年，全国各地开始清理冤假错案，武汉市公安局在翻旧档时，偶然发现黄标案卷旁贴着一张批条：“身份未明，疑为我地下联络员，慎重处理。”此条出自早年顾大椿手笔。 经多方核实，包括当年保存下来的账本、密件、口述材料，终于确认黄标确系共产党地下交通员。 当年被骂得最狠的“狗汉奸”，被平反了。 武汉市公安局给他发了烈士证书，他的骨灰，在2018年迁进了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