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陈毅来看彭德怀，这是下庐山后第一个来看他的高级领导。

庐山之行后，陈毅是第一个登门探望彭德怀的高级将领。往日陈毅来访，未进门便已闻其爽朗笑声，其热情开朗，常使严肃寡言的彭德怀也轻松起来。然而这次，陈毅悄然入室，四川口音中带着沉重，劝慰彭德怀道：“老兄，放宽心，顾全大局要紧！”彭德怀默然不语。

陈毅关切询问彭德怀未来的打算。“务农自耕。”彭德怀的湖南口音同样低沉，却坚定有力。陈毅建议道：“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些书，有些话以后再说。我也该补补课业。”彭德怀颔首表示赞同：“边劳动，边学习，我也是这么想的。” 回家后，彭德怀向妻子转达了这一想法：“你跟杨尚昆同志说说，我目前赋闲，恳请尽快安排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自食其力，也能兼顾学习。”

彭德怀常自嘲“性子耿直，常与人摩擦”，甚至戏称自己是“高山上的清洁工”。这看似粗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对事业、对战友无比忠诚热忱的心。他的一生，饱经磨难，从小就与命运抗争。这位日后赫赫有名的元帅，出身湖南湘潭一个贫困的农家，家境贫寒。6岁丧母，两个月后，襁褓中的弟弟也因饥饿夭折。父亲患有严重哮喘，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8岁的彭德怀不得不辍学，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童年生活异常艰辛。为了生存，年少的彭德怀做过各种各样的活计：为地主放牧，在煤矿拉煤车、搬运煤块，还在湘阴参与过堤坝修筑。这些工作又脏又累，微薄的收入难以果腹。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其他人家爆竹声震天，而他家却揭不开锅。他和弟弟沿街乞讨，一整天只得到半碗饭和一小块肉。富人们轻蔑的眼神，像刀子般刺痛着幼小的心灵。

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彭德怀亲眼目睹了地主对穷人的残酷剥削。高利贷的盘剥，富人们挥金如土，穷人却食不果腹。他逐渐明白，富人的财富是穷人血汗的结晶。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在他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

尽管只读过两年的私塾，彭德怀却好学不倦。在湘军服役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文化知识。从《三字经》、《百家姓》等基础读物，到《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他都潜心研读。他还酷爱阅读《包公案》等讲述清官断案的故事，对包拯等为民请命的官员敬佩不已。1918年，20岁的他创作了《爱惜光阴》和《论立志》两篇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正气，表达了他要效仿大禹、陶渊明珍惜时间，立志报效国家的理想。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毕生的追求。

晚年，彭德怀常与侄子谈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尤为推崇此句，认为古代仁人志士如此，共产党人更应如此。这亦是他一生的写照。从挨饿受冻的孩童，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心中始终装着百姓。他看不惯人民受苦，看不惯官员盛气凌人。这份情怀，并非虚构，而是从小在困苦中锤炼而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火纷飞的时代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面临着新的挑战——从革命转向建设。如何在执政后继续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成为摆在党和军队面前的重要课题。彭德怀的人民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到升华。

彭德怀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引，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他时刻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反复强调要继承革命传统，带头艰苦奋斗，以身作则。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从不摆架子，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朴实作风。在他看来，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再小也要管。

他曾深入东北、西北农村调研，也曾回到湖南韶山和乌石考察。在平江，一位老红军悄悄递给他一首诗：“谷子无人收割，红薯藤已枯萎，青壮年都去炼钢，只剩老幼收庄稼。日子怎能过下去？请您为百姓说句话！”这首诗深深刺痛了彭德怀的心。

在庐山会议上，他将调研情况如实汇报，毫无隐瞒。时间仓促，他干脆给毛泽东写信，将未尽的意见写在信中。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党及时纠正错误，让百姓少受些苦。妻子浦安修曾问他：“你为何一定要写信？不写不行吗？”彭德怀坚定地回答：“这并非写不写的问题，而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必须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