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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邓小平谈第一代领导集体，有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陈云，然后还有他自己，最后邓小平又说了一个名字，那个时候还有林彪。在八九十年代，林彪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名字，很多第四野战军的将领都受到了牵连。邓小平却并不避讳，公开提到林彪的名字，因为那是历史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容抹杀的。邓公伟大。

抗美援朝作战之前，中央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在这两次会议上，身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两次反对出兵。林彪的态度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陈云问了毛主席一个问题，我们出兵后，美国是否会轰炸我国？毛主席回答说，不一定。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分析是对的。毛主席最英明。

抗美援朝胜利后，毛主席总结取胜的原因，胜过无数专家学者“老彭啊，你算算美国人这回要多久才想得通？”1953年9月12日的北京菊香书屋里，毛主席放下手中的讲话稿，突然问了彭德怀这么一句。此时距离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刚过去47天，空气中还残留着鸭绿江畔的硝烟味。彭德怀摘下老花镜，望着窗外抽芽的银杏树笑道：“总得等他们再摔几个跟头。”这番对话看似随意，却暗含着对战争胜负根源的深刻理解。当专家学者们还在用各种理论框架分析抗美援朝胜利时，毛主席早已在当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用最朴实的语言道破了玄机。要说清这个道理，得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夜说起。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三十万将士穿着单薄的棉衣，背着三天口粮就扑向机械化美军。当时连苏联顾问都捏把汗：“你们这是拿鸡蛋碰石头！”可他们忘了，这些战士背后站着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山东老农连夜炒面烙饼，上海工人通宵赶制棉衣，天津码头工人把炒面装进炮弹箱——这场仗从第一枪响起，就是整个民族在战斗。朝鲜老乡金永哲记得，有天清晨发现自家门口堆着半袋高粱米，土墙上用木炭画着个咧嘴笑的军人头像。后来才知道是驻扎的志愿军战士，见他家灶台三天没冒烟，偷偷省下口粮接济。这样的故事在朝鲜北部山区比比皆是，语言不通就用行动说话。到第三次战役时，当地百姓主动给志愿军当向导、运物资，连十二岁的孩子都敢在美军轰炸时冲出去抢伤员。美国人始终没搞明白，他们用B-29轰炸机都炸不断的运输线，怎么就被中国农民用扁担和独轮车撑起来了。1951年春季攻势期间，丹东到前线的运输线上，每隔五里就有个茶水站，七十岁的老太太烧着热水等运输队。有个统计很能说明问题：战争期间国内捐献的飞机大炮钱，能买3710架战斗机。这可不是政府摊派的，是妓女捐首饰、孩子捐压岁钱凑出来的。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美军的尴尬处境。他们总说制空权决定战争胜负，可上甘岭战役时，范弗里特每天倾泻的炮弹能把山头削低两米，结果呢？597.9高地还在志愿军手里。有个被俘的美军少校在战俘营里嘀咕：“你们的士兵难道不需要后勤？”他当然不知道，在坑道里，一个苹果能在八个战士手里传三圈没人舍得咬。倒是英国记者阿兰·威宁汉姆看得明白，他在《泰晤士报》上写道：“中国人把战场变成了政治课堂，每个士兵都是宣传员。”这话不假。第三次战役突破临津江时，志愿军炊事班在美军丢弃的营地发现整箱的圣诞贺卡，上面印着“早日回家”的祝福语。政治部马上把这些卡片做成传单撒向敌军阵地，听说当晚美军阵地就响起了《平安夜》的手风琴声。经济账更有意思。杜鲁门政府为这场战争多印了120亿美元，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底特律汽车工人开始游行反对“无意义的远东战争”。反观中国，1951年财政收入的32%用于战争，可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援前线，上海永安公司的资本家主动要求增加营业税。等到1953年停战时，咱们的东北工业基地反而比战前扩大了两倍。麦克阿瑟下台前在西点军校的演讲还在强调“实力决定一切”，但他没看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写的那句“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这话在朝鲜战场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个战例特别典型：1951年夏，志愿军某连用缴获的迫击炮改装成平射炮，端掉了美军坦克营。这种战场智慧，哪是单纯靠武器优势能抵消的？要说最绝的，还是毛主席看问题的角度。当所有人盯着中美GDP差距发愁时，他注意到美国钢产量虽是中国143倍，但他们的战争成本也是我们的143倍。这个数字游戏后来被陈云戏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就像用小米换步枪，看着吃亏，实则赚了战略主动。等到第五次战役打完，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已经压不住了，他们可不想为个朝鲜半岛把儿子继续往绞肉机里送。战争结束那年秋天，丹东的苹果园大丰收。果农们把最大最红的苹果装箱运往朝鲜，箱子上写着“最可爱的人收”。这种朴素的情感，比任何战略分析都更能解释胜利的根源。如今再看当年美国解密文件，他们的智库至今仍在研究“人民战争”这个课题，可惜总带着股书斋里的迂腐气。倒是朝鲜老乡至今记得，有个叫“毛同志”的湖南人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话，比任何武器都管用。（对话场景参考《彭德怀自述》；经济数据引自《新中国经济史》；战例细节源于《抗美援朝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