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对“废除死刑”非常反感？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句流传千年的中国古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共鸣。2024年1月，当＂北大弑母案＂主犯吴谢宇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叫好声，民众的支持程度之高，仿佛回到了古代围观行刑的场景。这一现象引发了我对中国民众为何对＂废除死刑＂如此反感的思考。 然而，就在同一年的5月，瑞典驻华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废除死刑的文章，结果遭到了中国网民铺天盖地的嘲讽和反对。这两个事件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折射出中西方在死刑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回溯历史，死刑制度的变迁曾在许多国家引发激烈争论。1917年11月7日，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曾通过协议废除死刑，但仅仅几个月后，列宁领导下的政府就恢复了这一刑罚。列宁曾明确指出：＂如果对投机倒把分子和强盗不就地解决，苏维埃将一事无成＂。在随后的五年间，苏联又经历了两次废除和两次恢复死刑的反复过程，这种摇摆反映了一个新生政权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澳大利亚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该国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在1967年，到1985年便正式废除了死刑。澳大利亚废除死刑的理由出人意料地实际——成本太高。一个重犯从20岁关押到80岁，政府需要支付的费用接近天文数字，远远超过执行死刑的支出。 在国际舞台上，死刑问题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论。联合国多次就死刑问题展开辩论，但各国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即使在普遍反对死刑的西方国家中，美国也是一个例外。2020年7月，美国联邦政府时隔17年首次执行死刑，过程一波三折，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中，当谈及恶性犯罪时，常会听到＂杀人偿命＂的观念。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或澳大利亚，受害者家属对于凶手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已经废除死刑的西方国家，大多数受害者家属对终身监禁的判决表示满意，他们并不追求＂以命抵命＂。这种反应差异背后，折射出东西方价值理念的深刻碰撞。 中国的死刑制度建立在极其严谨的基础上。普通的初级人民法院无权判处死刑，必须层层上报至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整个过程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需重新审理。执行死刑时，检察院必须全程跟踪，确认罪犯身份和死亡。这套流程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时间资源，体现了国家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司法公正的坚持。 然而，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考量中，经济因素往往占据重要位置。以美国为例，将一名重犯处以死刑，政府需要花费超过500万美元。澳大利亚的情况更为明显，其监狱系统没有强制劳动概念，关押一名罪犯年均花费8万澳币。如果将一个20岁的犯罪人员关押到80岁，政府需要支付的费用将远远超过执行死刑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保留成千上万犯罪人员的生命反而更为＂经济＂。 宗教信仰对死刑态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美国作为唯一保留死刑的西方国家，其基督教文化异常强势，民众思想较为传统。相比之下，其他已废除死刑的西方国家如加拿大，虽表面是世俗社会，但上古宗教影响力已经微弱，民众思维更加现代化。许多白人和左派民众反对死刑存在，认为废除死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这种观念在中国遇到了强大阻力。2024年初北大弑母案判决后，中国民众的反应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认同西方的这套价值观。中国社会的安全感与惩罚威慑力紧密相连，人们普遍认为，对极端恶性犯罪实施死刑，能够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和秩序。 马克龙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废死＂的声音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大，但当这种观念传入中国后，往往会被诸多反对声音淹没。这种现象背后，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坚守。在中国人看来，死刑不仅是一种惩罚手段，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即使在全球化浪潮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正义观念仍然强韧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