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26日晚，西子湖畔的寒气刚爬上树梢，杭州城最热闹的莫过理发馆。二十四岁的周福明忙得抬不起头，推子在手里飞快地走线。他没想到，一辆吉普车正以极快的速度穿行而来，车灯切开的雾气像一道白线，直接划进了他的命运。

门被推开，身着呢子大衣的干部压低声音询问：“半小时能完工吗？”一句话，没头没尾。周福明抬头，只能点头。顾客头上的碎发还没拍干，他就被领到办公室。对方只说杭州饭店有位“外宾”急需理发，工具必须自带。年轻师傅满腹疑惑，还是把推子、梳篦、剃刀装进挎包。

车窗外，南屏山的路灯一闪一闪。十点过后，车辆停在汪庄。四名相貌硬朗的男子先后坐到椅子上，都是“试刀”。他们反复问：二十分钟能不能结束？周福明隐隐感觉不同寻常，却猜不透谜底。

深夜，一辆伏尔加轿车沿着狭窄的小道滑向南屏游泳馆。李银桥轻声开口：“小周，我是毛主席的卫士长，请你给主席理发，越快越好。”一句话砸下来，他愣了几秒，才吐出一个字：“好。”

毛主席着睡衣步入大厅，离理发椅还有两步就伸出手来。周福明握住那只温热的大手，心里猛跳，脸上却故作镇静。闲聊几句后，推子落下。主席刮胡子时习惯鼓腮帮，为了避开下巴那颗痣，周福明低声提醒：“主席，请自然些，我的手指会先到，您放心。”二十分钟不到，头发收尾，胡子见地，老人满意地照了镜子。

三个月后，毛主席再到杭州，点名要“小周”。剪完头发，主席端着茶盏笑问：“想不想到北京？”随后又补一句：“得先征求领导和家里意见。”周福明先愣后喜，当晚回家，妻子只说一句：“去，好好干。”

1960年春，他随工作人员进驻中南海。那里的规矩精细到毫米：理发时间固定，间隔不得超四天；剃刀刀口必须每天打磨；剪刀尖需贴胶布，防止划伤。周福明暗暗记下：中南海里，没有小事。

他发现主席的背头两鬓偏薄，便把鬓角留长几毫米，头顶缩短一点，整体后梳，脸型立刻柔和。老人摸了摸发梢，笑着夸：“舒服，看得顺眼。”从此这个发型保持了十六年。

日常事务也要“顺眼”。主席床比普通床高十厘米，但吃饭用的方桌却是常规高度，每次老人坐在床沿，双脚只能点地。周福明量尺画图，请木工加高桌脚，并加横档作脚踏。新桌抬进屋，老人试了试：“正好。”此后，外出考察，随行人员都会提前制作同款桌子。

有意思的是，主席对生活服务并不过分依赖。一次天安门城楼检阅，太阳很毒，老人满头大汗。旁边提醒周福明递巾，他刚踏出两步，就被主席摆手拦下。“别人还流汗呢。”一句轻轻的拒绝，话里带着不容辩驳的倔强。

夜里加班是常态，失眠困扰着老人。主席常说：“我睡前的话不算，醒了再定。”某次连轴四十小时后，主席刚吃了几口饭就吩咐：“打电话，请总理来一下。”周福明轻声回答：“主席，等您醒来再说。”第二天清晨，他照原话复述，老人挥挥手：“不用麻烦他了。”轻描淡写，却把份量极重的工作指令化解。

1967年，周福明两次体检转氨酶飙到百位数，医院怀疑肝炎。组织决定让他停止除理发以外的所有工作。这一停，主席几天没见到他，问：“小周去哪了？”再见面时，老人打趣：“他们不要你？我还要你呢。”年轻卫士鼻子一酸，竟当场落泪。几个月后复查指标正常，他又回到岗位。

一把剪刀，一抹微笑，陪伴走过十七年。理发次数精确记录，一千八百零三次，从未误点。1976年春，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头发渐稀，剪发间隔被拉长。9月8日夜，呼吸衰竭的消息传来，值班室灯火通明。9月9日零时十分，心电图成一条直线。周福明呆坐在走廊，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想给主席再修一次头发。”他向领导提出请求。9月10日凌晨三点获准。告别大厅清冷，水盆里没放一滴水，怕弄湿遗容。周福明先跪在床侧，用指腹捋顺鬓发，然后索性平躺在地，把自己和剪刀一起塞进狭窄的床底空间，轻轻修耳后和后脑。剪刀咔哒咔哒，声音细微，像怕惊醒熟睡的老人。

半小时后，所有发丝排列整齐。周福明擦干剪刀，立起身，定定望着遗容。灯光映着主席的面庞，安详得像一次深睡。那一刻，房间里只剩呼吸声，时间像被胶固在9月10日凌晨的针尖上。

周福明后来回忆：“最后那次理发，我是躺着完成的。剪刀离开头皮时，心里突然空了，好像再也听不到那句‘小周，快一点’。”

剪刀合拢，任务结束，却把一个时代的尾声悄悄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