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大战役行将结束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的策动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妄图“划江而治”，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

蒋介石在美国和以桂系为首的反对派的逼迫下，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宣布只要停止战事，恢复和平，他对个人进退决不萦怀，唯国民公意是从。一些主张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也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和谈，结束战争。

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时机已到，于1月8日分别向美、苏、英、法四国，提交备忘录，表示欢迎各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并准备通过各政府的调停，开始与中共谈判。

苏联收到照会后第二天（1月10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即致电毛泽东，表明自己对国民政府要求调停的态度，并提出建议。

电报首先指出：国民政府的举动是“美国授意的”，其目的是向世人宣布南京政府赞成和平，如中共“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直接进行内战”。“我们想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进行调停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有鉴于此，苏联希望能让中国共产党一方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并征求它同意苏联调解。我们想这样答复，请告是否同意。如不同意，请向我们提出更合适的答复。”“同时我们认为，如向你们征求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因为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发动了内战，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们不能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战的国家不能居间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电报的前一部分明确无误地表明，斯大林准备接受国民党的请求，参加国共调停，前提是中共同意苏联参加调停。后一部分是斯大林为中共拟定的谈判条件，主旨是反对美国参加调停；所谓国共谈判“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是为了坚决拒绝美国调停作陪衬的，同时也是在中共拒绝国共谈判建议时，为自己留下退路。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来电非常不满。他认为，在中共已经握有战争主动权的情况下，苏联有任何介入调停的表示，都会在客观上帮助敌人攻击中共好战。1月1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报。

电报首先为苏联政府草拟了一个答复国民政府的文稿：“苏联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电报指出：“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阐述的立场，那将会使美国、英国、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应该的，也将使国民党抓住攻击我们是好战分子的把柄。而对国民党不满、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将会感到失望。所以，如果苏联从整个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在答复照会时可以采纳我们提出的立场，接受我们的建议，那将是对我们极大的援助。”电报最后强调：“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倾向于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据此，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将可渡过长江和攻打南京。似乎我们无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迁回行动，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

为向斯大林表达自己坚决拒绝谈判的立场，毛泽东在发报的第二天特别对联共（布）驻延安联络员奥尔洛夫作出“最激烈的”表示，“他反对任何调停，反对中共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国民党现在已同意任何条件，但任何条件都决不会允许”。

谈话的当天，即1月13日，奥尔洛夫将毛泽东的谈话作为最重要的情况报告给联共（布）中央。

为破坏大国调停，中共还将自己拒绝外国调停以及苏联将不参加调停的立场透露给美国记者。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毛泽东对苏联调停意向的激烈反对，也使斯大林感到吃惊。他先发给毛泽东一封看似1月10日来电的补充电报，该电称：“从以上所述看出，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案旨在阻挠和谈。很清楚，没有外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调停，国民党不会和谈。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同意和谈，因而不能指责它想继续打内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伎俩将被揭穿，而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

这封电报以“从以上所述看出”开头，从行文上看是斯大林10日电报的结尾，签发日期是11日。但就内容上看，较之10日电报有明显改变：苏联从有意介入调停，支持国共和谈，转变为苏联不介入调停，其建议“旨在阻挠和谈”。

斯大林态度之所以发生改变，当然是毛泽东12日给他的回电和13日对奥尔洛夫的强硬谈话起了作用。因此，可以断定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上述第二封电报，是他接到毛泽东的12日回电后发出的，尽管签署日期是11日。

1月14日，斯大林回复毛泽东一封长电，详细解释了他对美蒋搞这次和平运动的策略和目的的理解。电报说：“毫无疑问，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欺骗政策的表现”，南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和平，而是要休战，利用喘息机会，加强长江防御攻势，从美国运送装备，积蓄力量，然后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军进攻。对美蒋这种策略有两种答复：一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但“第一，这意味着，你们打出了最关键的王牌（继续进行内战）并将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送到国民党人手中。第二，这意味着，你们在帮助中国内外敌人蔑视共产党，视其为继续打内战的主战派；赞扬国民党，视其为和平卫士。第三，这意味着，你们在为美国在欧、美制造下述社会舆论提供可乘之机：与共产党无法实现和平，因为它不要和平。实现中国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武装干涉，如1918——1921年四年中在俄罗斯进行的那种干涉。”另一种答复方式是“双方举行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谈判”，“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之间的谈判，不与内战罪魁并因此而丧失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谈判”。

斯大林预料国民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但假如出现意外，它接受这些条件的话，共产党如何应对呢？第一，不应停止军事行动，在组建联合政府时，政协五分之三的议席，政府三分之二的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第二，总理、总司令，可能包括总统的职位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三，联合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任何自认为具有政府职能的机构一律消除。最后，所有的部队必须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对拒绝宣誓的部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电报最后说，前次电报也许我们对建议阐述得不够清楚。希望对我们的建议“确实当作建议加以研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没有什么责任问题。你们可以相信，拒绝我们的建议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是你们的朋友”。“至于我们对南京关于调停建议的答复将按照你们的意见精神作出。”

从国民党发起和平运动起，特别是在国民政府向四大国要求调停后，也就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函电往来的几天期间，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它的和平倡议不但没有赢得民心，达到孤立中共的目的，而且首先在国统区引起一片慌乱，大批民众向国民党要和平，指责国民党的和平条件太苛刻。

司徒雷登制造和平运动的目的旨在推桂系上台，赶蒋介石下台。因此包括美国舆论在内的国际舆论也不支持蒋介石。

毛泽东机敏地抓住时机，在不拒绝和谈的同时，全力戳穿国民党的和谈阴谋。鉴于国民党有可能接受战犯不参加和谈的条件，他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与南京和谈更加严厉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蒋瑞元

毛泽东在收到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后态度已大为缓解，特别是电报中“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一语，完全符合毛泽东意愿。

经斯大林14日来电的解释，毛泽东非常高兴地接受与国民党和谈的建议。他在1月14日给斯大林的复函中首先表示：“我们与您的基本方针（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同时向斯大林通报：中共已经公布了与蒋介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八项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提出的五项条件而提出来的。国民党发表和谈建议之后，国统区出现了极大的混乱；我们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混乱局面将进一步扩大。

斯大林于1月15日回复毛泽东：“我们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取得一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所以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这样，在对待蒋介石的和谈策略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达到了契合。

美国国务院接到其记者的报告后，料定苏联不会参加调停，于1月15日赶在苏联之前发表了不参加调停的声明，将苏联置于难堪地位。

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

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回函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略谓：1月8日中国政府吁请苏联政府作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调停人。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宜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谈及的调停。

18日苏联《消息报》按毛泽东为斯大林起草的文稿发表了简短的消息，将苏联拒绝充当调停人立场对世界公布。蒋介石导演的“大国调停”丑剧就此谢幕。

南京政府发起这次和平运动，固然寄希望于美国，但更寄希望于苏联。

1月12日，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以秘密方式”告知莫洛托夫，中国政府呼吁四国政府调停国共和平“不一定采取共同行动的方式。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和平谈判问题上单独给予惠助，中国政府将不胜感激”。

而南京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他认为中国局势“实可作为国际合作之实验场”，若大国合作，不仅中国“纷争”更容易解决，“且将消除大国间摩擦之导国”。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领袖（苏联）“均为实际主义者”，“因而同意自由人民与共产党政权共同存在之权利，果尔，则循由外交途径……解决日前分裂大国之一般悬案，其机会即将更佳”。“此中料想，如属确当，则中国局势，实可作为大国间国际合作之实验所也。”

如果说，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作为大国的实验所，美苏合作，共建国内和平，还有一定可能性的话，那么在这次实验已经失败、美苏对抗格局已经形成之后，再想搞这种实验，那完全是呓语！这一浅显的道理顾维钧不是不知道。但他仍然这样宣传，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苏联外交官罗申等人不断放出来的所谓苏联要在中国搞“南北朝”的空气。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

从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共之后，罗申就不断散布苏联不信任中共和中国将出现“南北朝”的空气。

例如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发给国务卿的报告说：最近苏联大使罗申（应为代办）对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谈话。

彭昭贤从谈话中意识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某种不信任感，显然担心他们可能采取类似铁托的那种路线。还有，司徒雷登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1日给国务卿的信，信中预料，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他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或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

罗申之所以散布“南北朝”论调，其目的之一，是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同时并不排除中共一旦同意调停，苏联顺水推舟，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从中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是国民党集团为什么寄希望于苏联出来调停国共内战的原因。

美国国务院倒比较冷静，没有被这团空气所迷惑，于1月15日答复国民政府，列举战后美国进行一系列调停努力失败的经过之后说：“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后来破裂了，各种协议均未实施。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后就作了种种努力，协助中国人民经由实施中国政府与中共谈判所产生的那些基本政治协议以恢复中国和平的美国政府，认为除了退出调停人的地位以外，别无它途。”这段答复非常有趣：第一，好像在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在华只干了一件事——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第二，不参加这次调停是因为上次调停没有成功。

这都不是真话。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料定中共决不允许美国和苏联当调停人。而苏联不当调停人，美国自己瞎忙，等于白搭！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

这次闹了不到一周的“大国调停”虽然收场了，但在毛泽东心中却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罗申散布的“空气”同样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引起他对大国调停的高度警惕。

斯大林1月10日那封电报又明显地暴露出苏联准备参加调停的意图，因此该电报令他大为光火，认为该电就是让中国革命就此止步、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说帖。

尽管1月14日和15日斯大林与他的来往电报，双方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与李宗仁和谈的建议，但他们双方内心都结下了疙瘩。

毛泽东的疙瘩是认定斯大林让中国“划江为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25日他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几十年后，他又指出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的那个人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的疙瘩是怀疑毛泽东为破坏大国调停，故意向美国吐露了风声。毛泽东为苏联调停一事光火于前，紧接着美国先于苏联宣布退出调停，使苏联难堪，毛泽东自然成为走漏风声者的怀疑对象。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2月3日，米高扬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谈时表达了斯大林的不满。他说：我们知道，英美法愿意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但稍后，当他们从某种渠道得知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之后，怕丢脸，转而改变态度，拒绝参加调停。因此必须严肃对待保密问题，并注意在中共周围有没有人无意走漏了消息，让美国人得到了情报。

毛泽东先是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说像对待与莫斯科通信这样严肃的问题，只有中央五位领导成员，以及翻译师哲和奥尔洛夫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不容怀疑的。英美人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就公开著文说，苏联与中共将反对调停。米高扬反驳说：那只是他们的猜想；但西方国家是在得到我们的立场的确切情报之后，才赶忙拒绝调停的。毛泽东遂反复说，不排除从中共周围走漏消息的可能性，承认是中共泄密。

这是米高扬在访问西柏坡时最激烈的一场唇枪舌战。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此事何其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