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1949年4月13日，南京城外枪炮声隐约可闻，监狱大门打开，100多名政治犯走出来。
他们不敢相信，十天后，南京解放。
做这件事的人叫杨兆龙，国民党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
——《壹》——
哈佛博士的选择题杨兆龙手上有四张船票，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函，加拿大大学的终身教授聘书，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的职位，还有一张去台湾的机票。
1949年1月，任何一个选择都能让他全家平安。
他是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哈佛法学博士，海牙国际法学院的专家称号获得者，在民国法律界，这个履历够硬。
办公室里堆满了待处理的文件。
窗外是南京城灰蒙蒙的天空，杨兆龙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那几份邀请函，一遍遍地看，但他妻妹沙轶因不停来找他。
"三个大学生还关在狱里。"
"朱成学、华彬清、李飞，1948年7月被抓的，你能救他们。"杨兆龙摆手:"我一个检察官，管不了这些事。"沙轶因盯着他:"你管得了，你手上有权。"
"我没那个胆子。"这话说得很直白。
1948年底，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损失几十万军队，各地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随时可能被集体处决，前线溃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谁都知道大势已去。
沙轶因是中共地下党，她了解妹夫的顾虑，做这件事，等于公开站队，弄不好全家性命不保，2月的一个下午，沙轶因又来了。
这次她带来一个人，白沙，南京市地下党市委成员。
白沙坐在杨兆龙对面，说得很直接:"组织保证你和家人的安全，社会地位不会比现在低。"杨兆龙沉默了很久，他点了支烟，烟雾在办公室里弥漫。
外面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
南京城表面上还维持着平静，但所有人都在准备后路，他回家跟妻子沙溯因说起这事，妻子的话很硬:"你要去美国我不去，孩子也不准你带走。"
杨兆龙愣住:"为什么?"
"你是学法律的。"沙溯因说，"法律是保护人的，不是杀人的，你自己想清楚。"一个法学家，此刻面对的不是法条，是人命。
江南各大城市的监狱里，关着数不清的政治犯。
杨兆龙手上有份内部统计，光南京一地就有好几百人，这些人大多是学生、教师、职员，很多人甚至没经过正式审判。
——《贰》——
部长拍桌子3月，行政院改组，张知本当了司法行政部部长，这个人杨兆龙认识，也是搞法律的，算是同道中人，杨兆龙找到他，开门见山:"放人。"
张知本愣了:"放谁?""狱中的政治犯。"
张知本把手里的茶杯放下，看着杨兆龙:"你疯了?这种事谁敢批?"杨兆龙拿出一份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几百个名字。
"不放，这些人都得死，我们是法律人，不是刽子手。"
两个搞法律的人，在办公室里对视，窗外的梧桐树刚发出新芽，春天到了，但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个春天，张知本咬牙:"我去行政院开会提。"
行政院会议在3月底召开。
张知本站起来说:"释放政治犯。"全场炸了，几个人跳起来反对，"你想干什么?"张知本站起来，一拍桌子:"那你们说，这些人该不该按法律程序审判?没审判就要杀人，这是法治国家?"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张知本继续说:"不讲法律，我这部长不当了。"这话说出来，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行政院刚改组，司法部长说不干就不干，这事传出去成什么样子?
最后无奈，投票表决。
举手的人不多，但反对的人也没过半，微弱多数，通过，散会后，有人拉住张知本:"你这是拿乌纱帽开玩笑。"张知本没说话，径直走出会议室。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决议能不能执行，还得看上面。
蒋介石虽然下野，真正的权力网还在他手里，但杨兆龙想到了一个人，代总统李宗仁，第二天杨兆龙马不停蹄飞往广西。
见到代总统李宗仁，杨兆龙直说:"释放政治犯的通令，需要您签字。"
李宗仁接过文件，慢慢翻看，房间里只有钟表的滴答声，李宗仁看了很久，抬起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笔，签了。
——《叁》——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通令有了，但司法行政部的印信已经被人带去广州，这是有人故意使绊子，没有印信，通令就是废纸，张知本找到杨兆龙:"怎么办?"
杨兆龙说:"借最高检察署的印。"
4月初，杨兆龙以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的名义，用代电方式通告全国:释放政治犯，电报发往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十几个省份的法院和检察院。
有的地方立刻执行，有的地方装聋作哑。
南京本地最棘手，监狱长接到通令，不敢放人，他找到杨兆龙:"这事太大了，我做不了主。"杨兆龙说:"我做主，出了事我负责。"
狱警看着释放令，还是不敢动。
他们知道，这些政治犯一旦放出去，追究起来谁都跑不了，杨兆龙直接去监狱，他站在监狱大门口,对狱警说:"你们是听命令的，还是等着背责任?"
4月13日，第一批政治犯走出监狱。
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个大学生站在阳光下，看着外面的街道，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们在狱中待了9个月。
原本以为这辈子出不去了。
杨兆龙没去现场，他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手一直在抖，窗外的阳光很好，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间办公室待多久。
十天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
据统计，全国释放的政治犯约一万余人，5月27日，上海，杨兆龙把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上海市军管会。
整整三大箱文件，记录着旧政权的司法运作。
陈修良亲自来杨家拜访，她握着杨兆龙的手，连声说:"救命恩人。"杨兆龙很平静:"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1979年4月1日，他在浙江海宁女儿家中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