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凉山，川军旅长许剑霜收到刘伯承的借路信，不仅连夜撤兵十里大开方便之门，还私下收治了两百多个红军伤员，治好后全给放了，代价是自己被一撸到底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刘伯承向川军“借路”）

冕宁城外几间旧屋住着一批走不稳的红军病号，大约两百人。

多数是从大凉山北段掉下来的，腿伤、发热、溃烂都有，被地方武装收拢后本来要按俘获严办。

转机出自一个刚从西昌赶来的人，穿旧军装，走路带风，见着管事的地方武装头目只讲实际利弊。

红军往北是打外敌，不是来占川康地盘，把病号全处置了，短期交差，长期却把地方武装架在火上烤。

对方听进去后，把人集中到民房和小学，派医生换药喂水，能走的养几天送回部队，走不了的托给百姓。

做这件事的人是许剑霜。

此时他早不是德昌城头那个旅长，可在川军旧人里仍说得上话，靠的就是前些天连续几道关口的铺垫。

时间往回拨到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放弃硬打会理，沿会理到西昌大道北进。

大凉山最难处不在山高，而在层层驻军，德昌由川康边防第十六旅守，主官许剑霜。

西昌由刘元璋坐镇，中间黄水塘又调邓秀廷，带正规团和彝民武装。

红军先遣由刘伯承负责，不靠蛮打，先摸守将底细。

刘伯承早年办泸州、顺庆起义，许剑霜在他手下带过部队，曾由他介绍入党。

起义失败后许与组织失联，辗转进刘文辉系统，到1935年已成德昌主官。

老上级摸清姓名后不排总攻，提笔写信，用旧交和抗日大义两条说理，希望德昌不要阻路，免得川军和红军互耗，让南京收渔利。

信进德昌，许剑霜没有压着不回，也没有开门迎队。

他把原信交亲信转送西昌刘元璋，意思是让上层定调，红军借道北上，不占城不夺地，川军硬堵只赔老本。

刘元璋是刘文辉侄子，和许有旧，看信不点头不摇头。

这种沉默很管用，既不全担放行责任，也不下死守令。

许剑霜按这个信号办事，5月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只做象征抵挡，部队对空放一阵便后撤。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17日凌晨进德昌，基本没打硬仗，从南栅入城，没耗多少弹药。

旧方志后来写“交绥而退”，说的就是这种有响动、无死伤的过关。

德昌过去，主力夹安宁河往西昌推，西昌城高，刘元璋加调邓秀廷到黄水塘。

邓秀廷手下有正规团，还能调动近万彝民武装，真打是硬钉子。

刘伯承另给邓秀廷去信，只讲一层，红军过路北上，不把彝民当敌人，彝兵若开枪红军不还手，但路必须过。

邓秀廷在川军混多年，知道刘伯承用兵，也怕替刘元璋硬拼把本钱赔光。

红军前锋到黄水塘时，山上几个彝兵不听招呼打了十几枪，未伤人，邓秀廷立刻用彝语喝止。

红军不还击，只喊彝汉一家，列队通过。

这个场面和德昌一脉相承，都是用书信把顾虑说透，用最小接触换通路。

再往北到冕宁，掉队伤病问题才真正考验人。

长征连续渡江、爬山、夜行军，病号难免脱节，邓秀廷所部收了约两百人，按军令可从严处理。

许剑霜从西昌事毕再赴冕宁，不摆官威，只跟邓秀廷算长账。

江西到四川，中央军几十万追而不灭，红军越走越有民众接应，地方武装杀病号，眼前交差，事后难收场。

邓秀廷犹豫后改抓为治，腾房子、派医生，轻伤养好送大渡河方向，重伤残废的不交县城刑场，托给村户掩护。

此举没有仪式、没有通电，却把一批本可能灭失的骨干保下来。

代价随之而来，德昌不战、西昌不主动出击、冕宁又放人。

刘文辉系统强硬派主张严办许剑霜，理由很直接，守将不战而退，必有私通。

刘元璋护他用一种现实计算，真要通敌，不会把对方来信主动送自己审阅。

况且许带两团人，若由刘元琮拿走，自己西昌兵力也会被削弱。

于是用“哪有通敌把信送我”一句话挡住严办，许没当场被抓，但实权保不住。

红军通过大凉山后，上峰追责令下，许被送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名义进修，实际离岗解权。

后以母亲病重请辞，回泸州闲住。

放到整个1935年夏季看，大凉山能少打硬仗，不靠单人反水。

刘伯承写信是因旧部关系精准统战，刘元璋沉默是因川军不愿替中央军火中取栗。

邓秀廷止枪是因地方武装算成本，许剑霜的价值在把三处口子串起来。

德昌转信、隘口略抗即撤，西昌劝上层避战，冕宁再保两百病号。

他不是阵前起义投红军，也没有“连夜开城门”的传奇，更接近一个旧军官在军令、旧谊、抗日大义之间选最省血的办法。

此后他1937年经中共川南工委恢复关系，赴延安抗大，回四川做统战，1955年病故成都，1989年恢复党籍。

长征史常写抢渡、硬仗、结盟，德昌这种无惨烈交火、冕宁这种暗中治伤的段落不喧哗，却同样把几万人北路拓宽一截。

许剑霜的选择说明，乱世里少打自己人，有时比一次冲锋更能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