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知溥仪月薪仅180元，毛主席立即决定从稿费中拿2000给他！
1959年9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等一批战犯接到特赦通知。对溥仪而言，这不只是离开管理所，更意味着一个延续数十年的身份被正式终止：他不再是皇帝，也不再以伪满洲国旧主人的身份生活，而要作为普通公民重新安排人生。
这项决定并非临时起意。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处理日本侵华战争遗留的战犯和伪政权人员，是一个现实而复杂的问题。单纯惩罚，难以解决思想和社会关系；一味宽纵，也无法面对既有责任。因此，抚顺战犯管理所采取了教育、劳动和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放在承认事实、认识责任和改造行为上。
溥仪于1950年8月5日被苏联遣返回国，随后被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前，他长期处在宫廷和政治操控之中，生活起居有人料理，个人决定也常常受制于环境。进入管理所后，洗衣、整理内务、参加劳动等事情，都变成必须亲手完成的日常功课。

改变并不轻松。
管理人员没有把他当作特殊人物供养，也没有用羞辱性的方式对待他。规矩很明确，待遇按制度执行，学习和劳动同样不能缺席。溥仪起初对这种生活并不适应，后来逐渐学会处理杂务，开始参加集体活动，也在一次次学习和讨论中回忆自己在伪满时期的经历。

这种改造的关键，不在于让他背诵多少口号，而在于让他面对具体事实。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溥仪在逃亡途中被苏军控制，后来被押往苏联。回国后，他曾在沈阳最高人民军事法庭有关审理中作证。过去被包装成“天命”的经历，开始被放回战争和政治的真实背景里重新审视。
1955年3月，贺龙到管理所视察。面对这些曾经站在旧政权一边的人，他强调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报复，而是使他们认识错误、重新做人。话说得平实，却点出了政策边界：历史责任必须面对，个人仍有改过自新的可能。
溥仪最终在1959年获得特赦，并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离开管理所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没有卫队，没有仆从，也没有特殊称谓，他需要学习怎样乘车、工作和与普通人相处。有回忆材料提到，他在公共交通中曾因不熟悉生活细节闹过误会。这些小事看似寻常，却说明身份转换并非一纸文件便能完成。

1961年3月6日，溥仪被安排担任文史专员，参与历史资料整理。这个岗位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却不是恢复旧日地位，而是把个人见闻放入史料工作之中。对一个曾经身处权力中心、后来又成为战犯的人来说，能够以资料整理者而非政治人物的身份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定位。
毛泽东对溥仪的态度，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两人会面时，谈及生活和工作，重点并不在礼仪排场，而在他能否安顿下来、继续改造。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得知溥仪每月收入只有180元后，决定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帮助溥仪及载涛等人解决生活困难。关于这件事的细节，主要见于相关回忆材料，但其基本脉络在多种资料中都有记载。
这笔钱的意义，不只是数额。它表明，对历史人物的处理可以同时包含责任追究、思想改造和生活照顾，三者并不相互排斥。毛泽东没有因溥仪的特殊出身而恢复其旧有身份，也没有把他永久固定在“战犯”标签上，而是允许其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建立秩序。

1962年，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婚姻和工作使他的生活进一步平常化。夫妻相处有矛盾，也有照料；溥仪需要面对的，不再是宫廷礼制和政治权谋，而是收入、疾病、家务这些普通人的问题。对他来说，这种平淡并不简单，恰恰是此前一生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生活状态。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其骨灰后来由李淑贤于1995年安葬于华龙皇家陵园。一个从皇位、伪政权到战犯管理所，再到文史专员和普通家庭成员的人，身份变化至此定格。溥仪的经历，也成为新中国处理特殊历史人物时，改造、特赦与社会安置彼此衔接的一段具体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