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军中将赵寿山给毛主席写信：“我光杆一个人起义，你们收不收？”毛主席后来见到他，笑着说：“彭老总、贺老总都在抢着要你，你自己挑，我可不替你做主。”
1947年春，赵寿山走出了那道看不见的牢笼。
他曾是第三十八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军衔不低，手里却早已没有实权。过去跟着他的部队，有的已经起义进入解放区；他本人则被调离旧部，身边有人盯着，行动处处受限。一个带兵几十年的将领，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也正因为这样，他写给毛主席的那句话才显得沉重：“我光杆一个人起义，你们收不收？”
这不是客套。赵寿山担心的是，自己没有带来枪，也没有带来队伍，过去的军事经验还能不能派上用场。对一个长期靠带兵证明价值的军人来说，失去兵权，几乎等于失去了说话的分量。
可毛主席给出的态度很明确：人回来，就欢迎。
赵寿山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并不是靠一封信换来的。时间还要往前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是杨虎城部的重要将领，参与指挥西安城内解除军、警、宪、特武装的行动。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的部队被压缩整编，赵寿山出任第十七师师长。此后，他和红军、八路军将领来往增多，对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有了更坚定的认识。
抗战爆发后，第十七师开赴华北。娘子关一带的战斗打得极苦，部队伤亡很重。赵寿山后来又率部在晋东南、中条山坚持作战，同八路军多次配合。第三十八军在中条山顶住日军多轮进攻，因作战顽强，被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赵寿山在这些年里看清了一件事：一支军队能不能打，不只看武器，还要看官兵是否愿意同生共死。他整顿军纪，反对克扣军饷，支持部队中的进步力量，并同八路军保持联系。194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长期没有公开。
这一步并不轻松。公开身份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实际选择却已经十分清楚。他既要保护部队中的进步人员，又不能过早暴露自己。稍有差池，不仅本人危险，第三十八军内部的秘密工作也可能受到破坏。
1944年，赵寿山被调往甘肃武威，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位听着更高，真正目的却是让他离开第三十八军。原来的指挥权被拿走，他只带少数随员赴任，成了有名无实的总司令。
但他离开以后，第三十八军中的进步力量并没有消失。1945年7月，第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1946年5月，第五十五师又在河南巩县起义。两支部队后来合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赵寿山多年的努力，已经在旧部中扎下了根。
1946年，第三集团军番号被撤销，他的处境更加危险。赵寿山以出国考察水利为掩护离开驻地，随后转到上海。在董必武等人的安排下，他乘船北上，经天津辗转进入解放区。1947年3月，他抵达晋冀鲁豫解放区；同年7月6日，他公开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方面。
这时，他确实没有带来一兵一卒。但他带来的东西，并不比一支队伍轻。
他熟悉西北地形，了解胡宗南集团的部署习惯，也清楚陕西军界许多将领的经历和性格。更重要的是，他在第三十八军和西北军旧部中有威望。一封由他写出的劝告信，有时能让对方少一些犹豫，也能减少战场伤亡。
1947年12月下旬，赵寿山在陕北米脂杨家沟见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贺龙希望他在后方工作，彭德怀则需要他到西北前线。毛主席笑着让他自己选择，这才有了“彭老总、贺老总都在抢着要你”的谈话。
赵寿山选择了前线。1948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前委委员。这个任命说明，衡量一名将领，不能只看他眼下带了多少人，还要看他的能力、经历和立场经不经得住考验。
在西北战场上，他协助彭德怀研究敌情，分析旧军队内部情况，也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国民党军人员转变立场。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他继续担任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赵寿山先后担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1965年6月20日，他在北京病逝，实足70岁，按传统虚岁为71岁。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最值得回味的，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对“人才”二字的不同理解。有人只看一个人手里还有多少兵，一旦失去兵权，功劳便迅速贬值；也有人看得更深，知道经验、威望、判断力和经受过考验的选择，同样是难得的力量。
赵寿山进入解放区时，外表上确实是一个人。可他身后还有抗战留下的声望，有对西北军情的熟悉，也有多年秘密工作的积累。所谓“抢着要”，抢的不是一个空头军衔，而是一个经过战场和岁月检验的人。这就是他从“光杆司令”重新走上重要岗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