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随后只带了一本《曾国藩家书》，默默出走香港。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对国民党军发起重大战略决战。马步芳调集秦陇兵团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以及两个骑兵旅和三个保安团共计约五万兵力，依托兰州南山群山和多年修筑的永备工事死守兰州城。

马步芳把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以及马鸿逵部第八十一军共三万余人，安排在兰州东北的景泰、靖远和打拉池一带，控制兰州防线左翼。

周嘉彬担任第一二〇军军长，第一二〇军是1949年4月才由甘肃保安团和新兵临时拼凑而成，士兵主要在陇南一带训练，曾负责兰州警备任务。

周嘉彬当时率领第一二〇军负责黄河北岸河防任务，防守力量十分薄弱。

8月25日拂晓五时五十五分，解放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对兰州南山各主要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沈家岭阵地争夺极度惨烈，马继援调动所有预备队拼死抵抗。

经过一整天激战，沈家岭阵地被解放军第四军攻克，青马南山阵地全部失守。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援兵无望，马继援只能在8月25日夜幕降临时下令守军撤退。由于马继援没有规定轻装简从，大批物资、车辆、伤员和溃军挤满黄河铁桥。黄河铁桥严重拥堵，大量国民党士兵在狭窄的铁桥上被击毙或落入黄河溺水身亡。

兰州战役共歼灭马步芳部两万七千余人，俘虏一万四千四百人，另有两千余人泅渡黄河时淹死。第一野战军付出八千七百人伤亡的代价。

战役结束后，马步芳和马继援乘飞机逃往重庆，9月5日西宁解放。周嘉彬带领第一二〇军残部退至酒泉。

在酒泉，国民党西北防线全线溃退。周嘉彬既没有援军，也没有粮草补给。周嘉彬召集第一二〇军剩下的军官，直接宣布第一二〇军就地解散，随后给士兵分发路费，叮嘱士兵各自回家。

处理完军中事务，周嘉彬趁夜色来到大牢，打开牢门，悄悄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十七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看着重获自由的十七人向解放军方向奔去，周嘉彬从行李中拿出一本线装《曾国藩家书》揣在怀里。这本《曾国藩家书》是岳父张治中亲手批注的版本。周嘉彬做出释放政治犯的决择，正是深受张治中平时言行的影响。

早在1942年8月，盛世才派军警包围迪化八户梁，在新疆软禁并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百五十多名中共人员。1943年9月，盛世才将陈潭秋等人杀害。

中共中央多次向蒋介石提出交涉，均遭国民党搁置。

1945年9月，蒋介石派张治中飞往迪化处理新疆问题。周恩来特意嘱托同行的屈武，要求张治中务必落实《双十协定》关于释放政治犯的条款，解救被关押在新疆的一百多名中共党员。

张治中到达新疆后，多次让秘书余湛邦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释放这批政治犯。张治中向蒋介石陈明利害，强调如果继续拘押中共人员，将无法取信于新疆民众。

经过张治中反复争取，蒋介石在1946年5月10日复电同意放人。1946年6月10日，一百三十一名中共人员重获自由。屈武代表张治中前往送行。

同年7月11日，一百三十一名中共人员在张治中和屈武的安排下，历经六千余里跋涉安全抵达延安。

周恩来在1961年纪念西安事变宴会上高度评价张治中，称张文白是中共人员的救命恩人，办成了一件国共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好事。周嘉彬深知岳父释放中共党员的往事，在酒泉面对无辜的政治犯，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周嘉彬在西北面临严竣考验时，张治中在北平也正面临重大的历史考验。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担任南京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团长，与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人飞抵北平南苑机场。

国共双方经过十多天磋商，于4月15日拟定《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但南京国民政府在4月20日拒绝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

谈判结束，张治中原本坚持必须回南京复命。周恩来连夜打电话给和谈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代表团全部留下。

周恩来亲自前往六国饭店，诚恳表示西安事变中共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绝对不能再对不起张治中。经过周恩来挽留，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参与新中国建设。

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文攻击张治中被扣留。张治中十分气愤，在6月26日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张治中留在北平，促成新疆中共人员获救；周嘉彬解散第一二〇军，释放酒泉大牢的政治犯。张治中与周嘉彬在历史转折关头，都依据良知做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

周嘉彬离开酒泉后，避开战火和巡逻士兵，一路小心翼翼辗转到达重庆，随后被蒋介石召见。

面对蒋介石询问部属情况以及询问张治中的消息，周嘉彬淡淡地回答半年没有和张治中联系，部队也需要休整。蒋介石气得当场拍了桌子，幸好老上级俞济时出面解围，周嘉彬才得以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