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被屠杀过近400次，为什么全世界都容不下犹太人？1833年，26岁的马克思，就一语道破真相：“犹太人的信仰就是拜金主义和唯利是图。他们的世俗信仰就是讨价还价，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金钱，犹太人的真正上帝是汇票，钱就是犹太人的上帝，在它面前不可能有别的神。” 把马克思1833年这段话直接当作“真相”，这个结论下得太简单，也太沉重了。要知道，马克思自己就是犹太裔，他的父亲为了能在普鲁士从事法律职业，不得不改信路德宗。马克思写下这些尖锐言辞时，才26岁，正处于思想激进的青年时期，他批判的矛头，与其说是指向一个民族，不如说是指向当时欧洲社会一种普遍的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他把“犹太性”（Judentum）作为一种象征，来剖析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崇拜、商品交换原则对人际关系的侵蚀。这是一种带有哲学和社会学色彩的批判，而非针对犹太民族的种族指控。剥离这个思想背景，单独抽出这几句话，容易造成严重的误读。 那么，犹太人历史上长期遭受排斥乃至迫害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需要更复杂的多维度审视，绝非“拜金”二字可以概括。 首先，宗教因素是根本性的。犹太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坚持其信仰的独一性和选民观念，这与欧洲以基督教为主流、后来伊斯兰教崛起的周边环境，形成了根本性张力。基督徒难以接受犹太人拒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种神学分歧在漫长中世纪被不断放大，成为敌意的源头。其次，是经济与社会角色的尴尬。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规禁止信徒从事放贷取息（认为这是“高利贷”），而商业和金融活动又是社会发展所必需。于是，许多犹太人被迫或主动承担了这些被主流社会鄙视却又不可或缺的“边缘”职业，成为了商人、税吏和放贷者。这导致了一种矛盾的处境：社会既依赖他们，又因宗教偏见和债务关系而憎恶他们。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就是这种扭曲形象的文学投射。 第三，是政治上的“无根性”与替罪羊效应。犹太人大流散后，在各国都属于没有政治权利的少数族群。每当社会出现危机——无论是经济萧条、瘟疫流行还是政治动荡——掌握话语权的统治者或愤怒的民众，很容易将矛头指向这个既显眼又脆弱的群体。他们成了完美的替罪羊，用以转移国内矛盾。从英格兰到西班牙，从俄国到纳粹德国，这一模式反复上演。第四，是其内在的社群凝聚力。为了在压迫中生存，流散的犹太人不得不强化内部团结，坚守独特的律法和生活习俗，这又在客观上加深了与主流社会的隔阂，形成了“孤岛”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外界的猜疑和排斥。 马克思的批判，恰恰应该放在这个框架里理解。他敏锐地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传统犹太社群擅长的那种商业计算精神，被泛化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他痛感“金钱”成了统治一切的“世俗上帝”。他用“犹太性”来比喻这种社会状态，是一种理论上的借喻和批判。然而，这种高度哲学化的表述，如果被断章取义地剥离出来，就极易被反犹主义者利用，作为攻击犹太民族“本性贪婪”的“理论依据”，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 历史的反讽在于，后来对犹太人最残酷的屠杀，其意识形态基础正是种族主义，它捏造了一套关于“犹太血统”低劣的伪科学理论，这与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异化的批判，风马牛不相及。将大屠杀的根源归咎于“犹太人自己的拜金”，是倒果为因，也是为施暴者开脱。 因此，问题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不是“全世界为何容不下犹太人”，而是在漫长的前现代和近代历史中，那种基于宗教排他、经济剥削需要寻找替罪羊、以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为何一次次“制造”出对犹太人的不容忍？犹太人的历史遭遇，是人类社会偏狭、恐惧与暴力机制的一个极端缩影。 时至今日，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应当警惕任何将复杂历史悲剧简单归因于某个群体“特性”的论述。它遮蔽了权力结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在塑造迫害中的作用。理解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理解一个民族的苦难，更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偏见如何形成、发酵，并最终可能导致灾难。这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他者的命运，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需要克服的、对“异己”的莫名恐惧与排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