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啥禁止农民进城？当时没人理解，如今才知其高明之处。毛主席那个时代，城市人跟农村人的区分非常明显，而且法律明文规定，双方不可以来回走动，也就是限制了迁徙，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这样的做法，但后来才发现了这样做的智慧之处，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天是新的，地是新的，人心也像被水洗过一样，盼着好光景。 可这份“新”底下，是几十年战火留下的一副沉甸甸的、千疮百孔的担子。 城市里，工厂的烟囱有些还不冒烟，机器锈的锈，坏的坏，能安排的活儿就那么多。 乡下的地倒是分到了农户手里，可耕牛、农具、好种子都缺，一大家子人围着几亩地，年景好些勉强糊口，年景不好就得紧着裤腰带。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国家出台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像一道无形的闸门，把“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给固定了下来，农民想搬进城里常住、找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为啥要这么干呢？这事儿，还真不能脱离当时的“家底”来看。 咱们可以打个比方，那时候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刚刚从重病中缓过劲儿来的大家庭，手里就那么点粮食、布匹、钢铁，还有少得可怜的一点“活钱儿”。 头一件要紧的事，是吃饭。 城里人不种地，吃的每一粒粮，都得从农村来。 要是地里的壮劳力，看着城里似乎有机会，一拨一拨地放下锄头往城里跑，田就得撂荒，或者只剩下老弱妇孺勉强伺候着，收成肯定往下掉。 城里的工人、干部、学生们，就算机器转得再欢，学堂里书声再朗，肚子一饿，什么都得停摆。 所以，把主要的劳动力稳定在土地上，首先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保住全国人的饭碗。 这叫“以粮为纲”，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饭碗端不稳，其他一切宏图大业都无从谈起。 再看城里，它能不能接得住那么多人呢？当时的情况是，接不住。 城里的日子，看着是居民户口，有“商品粮”供应，但那份供应也是紧巴巴的，是按人头严格计算好的。 如果放任农村人口大量涌入，结果很可能是，工作找不到，粮食没得吃，住处没着落。 这些人聚集在城市的边缘，会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社会问题。 更深一层想，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啥？是工业化。 要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造出汽车、拖拉机、机床，乃至后来的“两弹一星”。 搞这些，需要巨量的资金、资源和技术积累。 钱和物就那么多，如果城市人口无节制地膨胀，光是供应这些新增人口的吃饭、穿衣、住房、上学、看病，就会把本就微薄的积累消耗掉一大半，能投到工厂、钢铁厂、矿山的资源就少了。 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其艰难的权衡，为了未来的“强”，不得不暂时收紧当下的“活”。 所以，那道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像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流量管控”。 它不是要永远地把人捆在土地上，而是在国家极度虚弱、资源极度匮乏的起步阶段，为了优先确保最基本的生存和最重要的发展目标，而采取的一种社会结构“冻结”措施。 这个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稳定社会、保障基础、积累资本的作用。 当然，代价是巨大的，而且是主要由农民群体承担的。 他们被户籍制度固定在乡村，失去了许多通过自由迁徙来改变命运的机会。 有手艺的工匠、有文化的青年、不甘于贫困的能人，他们的才华和抱负，往往被限制在乡土的范围之内。 这段历史记忆，是许多家庭亲身经历的，其中的酸甜苦辣，无法被轻描淡写地略过。 时移世易。 随着国家工业基础的初步奠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盘子做大了，城市的容纳能力和就业需求急剧增长。 那扇紧闭了许久的闸门，开始逐渐松动，于是，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农民工大潮。 他们进城务工，建起了高楼大厦，组成了“中国制造”的基石，活跃了城市服务业，也极大地改善了自身家庭的生活。 城乡之间从近乎隔绝，变成了血液般频繁的互动。 今天，我们谈论新型城镇化，探讨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一切都有了全新的条件和语境。 回过头去看那段“禁止农民进城”的历史，我们或许能获得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解。 它既不是某些简单赞歌中所称的完美无缺的“高明先见”，也绝非可以全然否定的“历史错误”。 它是一个新生国家在极端困窘的客观条件下，为了求生存、图发展，而在效率与公平、当下与未来、个人选择与国家战略之间，做出的极其艰难、甚至带着几分苦涩的抉择。 当我们今天穿行在繁华的都市，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时，不应忘记，这份厚重的基业里，凝结着当年田野上那份沉静的守望与牺牲。 主要信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