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貌似根本不搭理中国，不管中国要求申请联合国什么事情，联合国貌似都不怎么搭理中国，只有到了向中国伸手要钱的时候似乎才想起中国。 2025年10月30日，中国全额缴纳了当年度的联合国常规会费，金额高达6.8573亿美元。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分摊国，承担了联合国常规预算的20%。在联合国因会员国大量欠费而面临严重财政危机，甚至不得不通过停止供应厕所擦手纸来节省开支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笔款项无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与会费迅速到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联合国内部提出的多项正当关切，却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例如，中国曾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多次要求联合国依据其大会第2758号决议，在官方文件和网站上纠正对“台澎金马”地区的不当称谓。这是一项基于既有决议的技术性修正请求，但多份公函在联合国系统内长时间显示为“待处理”，未获实质性反馈。 再比如，当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就日本高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向秘书长提交抗议信，要求予以谴责时，联合国的处理方式往往只是“编号归档”，并未就此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或采取进一步行动。相比之下，联合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热点问题，反应和处理速度则要快得多。 这种“已读不回”或“冷处理”的现象，首先与联合国内部固有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任何一个庞大的机构都可能存在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联合国秘书处的技术官员而言，处理涉及领土、主权等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存在潜在风险，最“安全”的做法可能就是将其搁置，避免卷入大国间的政治纷争。联合国的预算审批、文件处理等流程本身就缺乏明确的时限规定和强制性的效率要求，这为拖延提供了土壤。 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联合国体系内长期存在的权力和话语权结构不平衡。尽管中国在财政上贡献了五分之一的预算，但在联合国秘书处这个庞大机构的日常运营和决策执行层面，中国籍职员的比例却非常低，仅占专业人员总数的2%至3%，高级管理职位中的比例则更低。这意味着，中国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出资方”，但在负责起草文件、安排议程、推动流程的国际公务员队伍中，代表性和影响力十分有限。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美国作为最大的欠费国，拖欠联合国各项费用总额超过30亿美元，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的正常运转，但它依然在联合国议程设置和议题主导方面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谁守规矩谁吃亏，谁欠钱谁嗓门大”的异常现象，暴露了当前联合国治理体系中权责不对等的深层次矛盾。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并没有选择简单地拒缴会费或退出，因为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使联合国进一步失衡。中国采取的是更为建设性和长远的策略。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内部积极推动制度改革，例如在负责预算的第五委员会提出建立“缴费透明对等”机制，要求秘书处对成员国的合理诉求必须在规定时限内给予明确答复，将办事效率与预算审批挂钩。 同时，中国也探索通过设立与特定改革目标挂钩的信托基金、扩大在维和行动中以装备和服务抵扣部分摊款等“实物支付”方式，加强对资金使用方向和效果的监督。 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持续加大对联合国系统的人才输送力度，通过“青年专业人员计划”等项目，培养和派遣更多熟悉联合国规则的中国籍职员，力求从内部逐步改善话语权弱势的状况。此外，中国也通过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平台，积极构建和参与其他国际协调机制，作为对联合国体系的有益补充。 总而言之，联合国对中国“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态度，折射出的不仅是官僚机构的效率问题，更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滞后于世界格局变化的现实。中国作为新兴力量，正在通过既有体系内的规则博弈和体系外的多边实践，努力推动这一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但它关系到联合国能否真正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利益，有效应对全球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