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她大喊说：“太君，别打了，我全招！”鬼子得意忘形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可最后，鬼子却后悔了……   田仲樵，黑龙江牡丹江人，家里本来有点小产业，过得还算安稳，她爹是做澡堂生意的，但生意背后其实藏着不少暗线，她小时候就见过家里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父母神情总带点紧张。   那会儿，家里常有一口大铁锅，锅底下藏着小纸条，她还不懂那纸条的重要，只觉得好玩，直到后来，日本人进了城，父亲被揍得鼻青脸肿，母亲也吓得夜里直哆嗦，她才明白外头的世界并不太平。   1932年，田仲樵才二十五岁，本来可以找个好人家安稳过日子，她偏不，她觉得东北不能总是被人欺负。   家里澡堂子成了地下党交通站，她做事比男人还利落，胆子更大，她冒着风险送情报，掩护同志，搞联络，连苏联那边都有人夸她路子稳。   有一次，她藏着情报混进澡堂子，外人看她不过是个给人搓背的小姑娘，谁知道她手里那块搓澡巾里，夹着的是能让人掉脑袋的东西。   转眼到了1938年，东北抗联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日军一边扫荡，一边在城里撒网，抓共产党员成了家常便饭，田仲樵第一次被捕，是因为有人叛变。   她在审讯室里挨了不少打，手指都被夹得变了形，嘴角渗着血，还得硬扛着不出声，那时候，她还没想到，后面等着她的，不只是敌人，还有身边人。   1939年初，天还没怎么转暖，田仲樵又一次落到日本人手里，这次，她明显感觉到情况不一样。   日本人一上来就直呼其名，还喊出了她的职务，她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有人出了问题，她被关进小黑屋，墙角堆着没干的棉衣，空气里全是湿漉漉的霉味。   这次日军上来就没给她留余地，辣椒水、老虎凳、烙铁一样都没落下，每次审讯，她都感觉自己快要挺不住了，可她知道，自己要是扛不住，外头一大帮同志可就全完了。   有一天，田仲樵被拉去院子里倒水，她走到院子角落，正好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荀玉坤，她的丈夫，他穿着日本人的衣服，低头陪笑，手里还拿着一份名单。   田仲樵心里“咯噔”一下，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一刻，她明白了，出卖她的人，竟然是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男人。   回到牢房，田仲樵整个人都呆了，她想起自己这些年，冒着命的危险保护同志，谁承想，最大的背叛竟然来自身边的人，可她没哭，她知道哭没用，她心里开始琢磨，怎么能既保护组织，又给叛徒一个交代。   没过几天，日军觉得她的态度好像软了下来，给她安排了点杂活，让她去洗衣房洗衣服，田仲樵在一堆脏衣服里，发现了一件熟悉的棉袄。   袖口是她去年冬天亲手缝的，因为那块布只有她家才有，她手里一顿，心里想，机会来了。   她趁着看守不注意，撕下一小块布条，蘸着洗衣水，模仿组织里负责人的笔迹，写了一条假情报，大意是让荀玉坤“继续潜伏，假意投降，取得日军信任”，还写了个早就废弃的老联络点，她把布条缝进棉袄夹层里，缝得特别细致。   第二天，日军例行搜查，把荀玉坤的棉袄扒拉开，真让他们发现了那条布条，日军一见如获至宝，立刻把荀玉坤叫去审问，荀玉坤怎么也说不清楚，越解释越乱，最后日军觉得这人不可靠，直接把他毙了，田仲樵在牢房里听见枪声，心里一阵发紧，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她知道，自己的仇报了，组织也保住了，但日本人很快就反应过来有点不对劲，对她的折磨又加重了，她被吊起来打，饿得几乎晕过去。   有一次，她实在撑不住了，冲着日军大喊：“别打了，我全招！”日本人一听，以为终于拿下她了，笑得合不拢嘴，他们觉得自己赢了，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其实早就被她耍了。   田仲樵被三次捕过，每次都差点没挺过去，第三次，她的两条腿被打坏了，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可她从来没供出过组织的一个秘密，她甚至还在狱中，帮着其他同志互相传递消息，只要有一点可能，她都想把组织保护好。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田仲樵才算熬出头，她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又黑又瘦，走路靠拄拐杖。   可她没倒下，她被安排到牡丹江市妇联，当主任，有人说她命苦，这一辈子都跟苦难较劲，可她自己不这么觉得，她觉得，命是自己的，只要自己不服输，谁也拿她没办法。   后来，田仲樵开始收养烈士的孩子，她一个人照顾十几个孩子，家里热热闹闹的，她自己没孩子，可每个孩子都叫她“田妈妈”。   田仲樵这一辈子，没过几天安生日子，晚年住在北京，日子过得不宽裕，可她从来不向人诉苦，有人来看她，她就端出自家做的馒头，笑着说：“不怕，咱家有粮。”她总觉得，只要心里有光，哪怕外头再黑，也能挺过去。   田仲樵99岁那年去世，孩子们都围着她，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田妈妈走了，可她的骨头还在，东北人都该记住她，她这一辈子，经历过背叛、酷刑、失去亲人，可她一直活得有棱有角，从没向命运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