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凌福顺，共产党员，1936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敌人想让他说出地下党的情况，可他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把他的四肢钉在木桩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那年的闽东山区，风吹过竹林都是低低的呜咽。凌福顺被捆着押过村口时，好多乡亲躲在门缝后头看。他才二十四岁，瘦瘦高高的，衣裳破得露出肩膀，可腰杆挺得像后山的毛竹。敌人把他关进祠堂改的临时牢房，夜里审他。油灯晃得人影在墙上乱跳。 “说不说？说了给你活路。” 凌福顺抬头看了看问话的人。那人也穿着粗布衣服，可能两年前还在田里插秧。如今却拿着鞭子对着自己人。凌福顺咧了咧干裂的嘴：“我这命早就交给组织了。” 叛徒是他曾经的联络人。两人一起在山洞里躲过雨，分吃过半块红薯。就因为一次被捕后挨了三天的打，那人脊梁骨就断了。凌福顺看见他躲在审讯的敌人身后，眼神躲躲闪闪的。凌福顺反而笑了：“老陈，你晚上睡得着吗？” 真正的折磨是从第三天开始的。竹签子、辣椒水、烙铁……这些在影视剧里常见的镜头，真实发生时是没有配乐的。只有皮肉烧焦的嗤啦声，还有凌福顺咬碎牙关的闷哼。他昏过去好几次，每次被冷水泼醒，眼前晃动的人脸都像浸在水里。可他嘴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我就是个普通党员……别的不知道。” 敌人恼了。他们没见过这样硬骨头的人。都说共产党人不怕死，可真亲眼见到，那些拿枪的手也会发抖。有个年轻的敌兵私下嘟囔：“这图啥呢？说了又能怎样……”话没说完就被长官瞪了回去。 最后那天，他们把凌福顺拖到村外的晒谷场。四月的阳光已经有点烫人，场边老槐树才刚冒新芽。他们把他四肢拉开，钉在临时打进的木桩上。不是一下子钉进去的，锤子敲一下，停一下，像是在等他改口。 凌福顺一直睁着眼睛。他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那是他从小跑熟了的山路。山那边有他的同志，有他保护的乡亲，有他相信的那个未来。钉子穿过手腕时，他忽然想起入党那天也是这样的晴天，举起右手宣誓，掌心向着初升的太阳。 血顺着木桩往下淌，渗进泥土里。围观的群众里有人低下头，有人偷偷抹眼睛。有个老太太突然跪下了，双手合十念起佛来。敌兵用枪托赶她，她也不走。 凌福顺用尽最后的力气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声音不大，沙哑得像破风箱，但在安静的晒谷场上，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然后他头一歪，再没动静。 几十年后，我站在那个早已荒废的晒谷场上。老槐树已经长得遮天蔽日，树荫投下一地凉斑。同行的老人指着地面某处：“喏，当时木桩就打在这儿。”泥土早就看不出什么了，春草年年绿。 我在想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在那种极端痛苦中守住秘密？真的仅仅是信仰吗？也许还有更朴素的东西——他知道自己每一分钟的坚持，就能多保护一个像门缝后那些孩子一样的人；他知道自己每一声不吭，叛徒夜里就多做一次噩梦；他知道鲜血渗进的这片土地，来年庄稼会长得更好。 凌福顺没有留下照片，记载里只有零星描述。我想象中的他是个普通农家子弟的模样，皮肤黝黑，手掌粗大。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就是个爱在村口下棋的百岁老人。可他永远停在了二十四岁。 现在有些人说，那种牺牲不值得，人应该先保全自己。说这话的人大概没经历过真正的选择，不是书斋里的思辨，而是钉子真的一锤一锤敲进肉里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支撑人的不是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的情感：对身后同志的不舍，对脚下土地的眷恋，对背叛者的鄙夷，还有那么一点点属于年轻人的倔强，“你们越这样，我越不说”。 晒谷场边立了块石碑，刻着“凌福顺烈士就义处”。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淡了。我用手摸了摸那些凹凸的笔画，石头在午后阳光下微微发烫，像是还有温度。 离开时起风了，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响。恍惚间好像听见很多年轻的声音，他们都在二十四岁停住了，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