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钱瑛受中央安排到甘肃考察，云从张掖地区考察完毕，前往高台县的路上，机迷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到了地方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夹边沟劳教场，夹边沟处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当时是甘肃省的一个劳教场距离酒泉三十余里。   钱瑛，原名钱秀英，生于1903年5月14日，湖北咸宁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家境贫困，父母勤奋务农，但他们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   在那个艰难的时代，钱瑛却得以在家中早早接触到传统书籍，比如《女儿经》和《教儿经》，并勤奋练习诗词与手工技艺。   她也由此养成了一个不怕艰难、细致耐心的个性，即使生活条件艰苦，她也从不抱怨，夜晚常常点灯看书或做针线活，努力将贫困转化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1927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从此，她用多个化名开始了地下工作，悄无声息地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湘鄂西根据地的日子里，钱瑛展现了领导才华，她组织并领导了洪湖赤卫队，这支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执行任务。   她总是与队员们一起穿越芦苇丛、设置伏击点，以打击敌人，那段时间，她与谭寿林结为夫妇，两人共同度过了无数个充满危险与挑战的日夜。   她负责后勤与宣传工作，而谭寿林则负责军事训练，两人携手走过了那个革命的年代，经历了许多生死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被调到中央机关，承担了重要的行政监察工作，她的工作不光是落实中央政策，还注重深入基层，听取民众的声音。   她不满足于听取报告，而是亲自带队去基层调查，从人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推动社会变革，在担任监察部部长期间，她不仅严格查处了腐败案件，还推行了很多有力的制度建设。   正因如此，她在党内外树立了不容忽视的权威，周恩来总理甚至称她为“女包公”，这也成为了她事后一生的标志之一。   1960年冬，钱瑛奉命前往甘肃进行一次例行的考察，那时的甘肃正在经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紧缺，民众生活困苦。   在路过张掖之后，她的行程进入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高台县，司机在迷路的过程中，意外地让她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   在远离城市的荒凉戈壁滩上，一缕轻烟突然出现在前方，这一缕烟雾并非普通的烟火，而是指引她走向了一个隐藏的悲剧——夹边沟劳教场。   夹边沟，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是一个废弃的区域，被政府设为劳教场，当钱瑛与随行人员到达时，看到的景象让她震惊不已。   劳教场内关押着2847名劳教人员，这些人本应接受改造，却因为饥饿、疾病和恶劣的管理条件，日渐消亡。   随着她走近，便能看到许多劳教人员虚弱无力，有的已经饿得无法行动，有的躺在简陋的棚屋里等待死亡，这一切让钱瑛感到震惊和愤怒，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   她当场指责了现场的管理人员，并立即采取行动，要求将所有劳教人员迅速释放，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打电话给酒泉地区，要求调集所有可用的公交车。   时间紧迫，她亲自赶回兰州，与相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确保放人工作能够迅速展开。   第二天，大批车辆开进夹边沟，开始了劳教人员的转移，钱瑛的果断决定，不仅救了那些无辜的生命，也为她自己树立了坚强的形象。   这一事件的发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但也为甘肃的灾难带来了及时的援助与处理，钱瑛随后的调查发现，甘肃的实际问题远比地方政府上报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她带领调查组走遍了一个又一个村庄，详细记录下了粮食缺口、村民生活困苦的数据，这些信息为中央后来的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周恩来总理听取报告后，立即作出了调动外省粮食支援甘肃的决定，并对甘肃省委的工作进行了审视和调整。   在夹边沟劳教场问题曝光后，钱瑛没有停留在短期的救援上，而是继续推动甘肃地区全面的反腐与整顿，她详细查清了问题的根源，发现不仅仅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更是地方官员管理上的失职，掩盖了灾情的严重性。   在她的推动下，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委进行人事调整，替换掉那些责任重大的领导人，迅速调配资源以应对粮食和灾民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灾难调查，它进一步展示了钱瑛的领导力和决策力，她展现出了极大的决心和执行力，即便在面对严重的地方封锁和困难时，她依然坚持原则，推动中央迅速采取行动。   这种果敢和坚定让她在党内外赢得了高度的尊重，也为监察部门的工作奠定了更强的基础。   在她的努力下，夹边沟劳教场最终被关闭，原址改建为林场，幸存者也重新找到了安置，她通过这次事件，推动了监察体制的改革，为全国的监察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去世后，她的事迹被铭记，尤其是夹边沟的事件，使她成为党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许多人纷纷回忆起她如何在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