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时，外国记者采访她对毛泽东看法，丁：主席对我个人不错 “1979年早春的午后，那位来自巴黎的女记者忽然问我：‘Madam Ding，您心目中的毛主席究竟是怎样的？’” 丁玲晚年回忆起那天，嘴角带着一点倔强，“我回答得很简单：主席对我个人不错。”一句轻描淡写，却在当时的屋子里砸出闷雷。记者原以为她会展开政治褒贬，却没料到丁玲把话落在“个人”二字，她想强调的，是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温度，而不是宏大叙事里的概念化形象。 要理解这句话，需要把镜头推回到1936年冬天。那年，丁玲从南京秘密北上，翻越黄土塬，赶往延安。路上风沙狂卷，每到夜里只有一盏马灯陪着。她说过：“风一吹，我就闭上眼，心里默念‘到了陕北，一切都值了’。”这股子执拗，把她带进了陕甘宁边区，也把她推到与毛泽东直接交流的位置。 延安窑洞里，第一次见面没有想象中的隆重。毛泽东翻着几页《莎菲女士的日记》，抬头问：“写得辛辣，好。”短短一句，先肯定才说意见，丁玲暗自惊讶——领导者居然对一本1920年代的都市女性小说如数家珍。第二天，她收到一封字迹潦草的小纸条：“但愿再谈，文学问题。”这纸条成了她口袋里一张长期通行证，外人只看见革命队伍的纪律，她却看到毛泽东对文化人特有的耐心。 日子久了，接触多了，丁玲总结出毛泽东对作家的三种态度：一是鼓励敢写；二是希望贴近群众；三是关键时刻得站队。听起来平常，可真到抉择点，滋味就复杂了。1942年整风，丁玲因《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会场气氛紧绷，有人措辞尖锐，她面色铁青。毛泽东没急着定性，只说一句：“让她自己想一想。”他懂得给作家留回旋余地，有了这份留白，丁玲没有被彻底压垮。当晚，她在灯下改稿，边改边嘀咕：“主席这是让我自己拆弹。” 延安战火四起，文学却奇迹般地生长。1945年秋，丁玲带工作队下冀东土改，住窑洞、拉家常，硬把作家身份泡在泥土里。稿纸脏得发黄，她乐在其中：“在庄稼人的炕上坐久了，笔下的词儿就硬朗。”两年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有人提醒她：“拿给主席看看。”她却犹豫，“土改写得粗粝，他会不会嫌闹哄？”结果毛泽东批道：“好，写出了骨头。”简单四字，让她心里踏实。 1949年后，丁玲调北京，《文艺报》社忙得脚不沾地。新国家刚成立，政策文件堆如山。毛泽东会在夜里打电话：“丁玲，休息了吗？批评稿别急着发，明天送我一份。”语气不疾不徐。按理说，他完全可以让秘书传达，但偏偏要亲自嘱咐，这让丁玲感到体己。她后来笑称：“他像总编辑，我像值夜班小记者。” 转折发生在1957年。反右风潮席卷知识界，丁玲划为右派，下放农场劳动。多年艰辛，她很少提及。有人见到她深夜挑灯，荒草堆里写日记。1978年平反后，外国记者蜂拥而至，刨根问底：“您受了那么多苦，还说主席对您不错？”丁玲把笔放下，“我挨批，是政治洪流；他给过我光和热，是私人情分，二者并存。” 记者又追问：“那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丁玲挥手，“我不是史官，只谈相处。”言罢，她调皮一笑，“他跟我讨论过《高老头》，还惦记我的腰伤，这都算个人恩情。若要宏观评判，让后人去做。” 值得一提的是，对话被刊出后，西方媒体觉得她“迂腐”，不肯发表系统反思。丁玲无所谓，坐在木椅上晒太阳：“我写小说，不写判词。”这种立场，看似回避，实则出于长年摸爬滚打的本能——复杂局势里留一口气说真话，仅此而已。 时间线继续向前。1980年代初，丁玲把整理好的延安旧信交给国家博物馆，其中就有那张当年毛泽东的小纸条。工作人员问：“要保密吗？”她笑，“交公；字条才是历史。”外界再评功过，她只把自己那份亲历摆在台面。有人批她“感情用事”，她耸肩：“我感情用事一辈子，靠的正是这点劲儿生存。” 回看丁玲一生，爱恨交织。胡也频的牺牲、冯达的叛变、拉锯般的政治起落，都没磨掉她个性。与毛泽东这段特殊的交集，既有文人知遇，又有时代夹缝。一位晚年的编辑形容：“她在人海里跌撞，偶尔抬头，发现那人依旧在巨大舞台中央。”这句点评，恰切点明丁玲的复杂心绪——敬畏、珍惜，也时而无奈。 我个人觉得，丁玲那句“主席对我个人不错”，并非讨巧，更非逃避。它像老兵回忆战争时，先想到战壕里送来的一壶热水，而非宏大战役的胜负。小小温情，被她看得极重。或许正因如此，她的文字始终冒着人味，哪怕年代风高浪急，也能透出一股真切。 今天再读丁玲的采访摘录，细细品味，那句看似平淡的回答，其实折射出作家与领袖之间罕见的双向审视——一方关注文学灵魂，一方在政治洪流中保留柔软。对旁观者而言，这种交集可贵也脆弱；对亲历者而言，或许就是她在风霜之中握紧的那根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