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毛主席，问了一个让众人为难的问题，“主席先生，新中国建立后，您取消了之前与我们西方国家签订的一切条约，这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啊？”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在这个崭新的国家面前，摆着一道棘手难题：如何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大多是在清政府积贫积弱、列强横行之时签订，数目之多、内容之苛刻，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也深深烙印在民族记忆中，成为百年屈辱的象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续与英、美、法、俄、日等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对等条约，这些条约不仅涉及巨额赔款，还包括割让领土、开放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允许外国军队驻扎、给予治外法权等内容，每一次战败，几乎都以新一轮的条约签署告终，尤其是《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文中处处体现出列强对清政府的压迫与掠夺，到了民国时期，旧政权虽尝试修改部分条约，但整体格局未变，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主权被严重侵蚀，外交毫无尊严可言。   新政权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外交遗产，据统计，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条约和协定多达七百余份，档案堆满了数间房屋，这些文件清晰记载着某些国家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例如英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二十八处租界，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法国在华传教士享有特殊保护，日本在战败后仍保有部分经济利益和军事设施使用权，更有甚者，一些条约竟明确规定外国军队可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中设立永久性驻地，这些条款本质上剥夺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法律主权，成为新中国必须正面应对的问题。   面对这一局面，中央领导层迅速展开行动，周恩来率领外交系统工作人员，彻夜清理旧外交部遗留的档案，他们逐份审阅、分类、评估每一份条约的性质和影响，力求找出清晰的废除依据与重谈空间，这项工作不仅是技术性的外交整理，更是政治意义重大的国家战略部署，在文件堆积如山的背景下，新中国的外交方针逐渐成型：所有违反中国主权、平等原则和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不予承认，坚决废除。   1950年初，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通告，要求所有外国驻京军事机构及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撤离，这一举措迅速引发国际震动，多个国家提出抗议，声称中方此举违反了既有国际协定，其中尤以美国、英国反应最为激烈，美国方面援引《辛丑条约》，试图以此为法律依据坚持驻军权，而北京方面则明确表示，新中国不是清政府的继承者，对清政府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再承担任何义务，这一立场不仅摆脱了旧政权的外交包袱，也在法律和政治意义上划清了新旧中国的界限。   与此同时，中国沿江防线也迎来一次关键考验，1950年4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未经通报擅自驶入长江，试图穿越中国军队设立的封锁线，这一行为被视为赤裸裸的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开火，将其击伤搁浅，这一事件迅速引发英国国内强烈反应，议会中一度掀起要求“教训中国”的呼声，但最终英国政府并未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而是悄然将军舰拖离，事实表明，在中国坚定的主权立场面前，强权不再具备以往的震慑力。   不仅是西方国家，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经历了调整，最初，苏联方面希望保留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和旅顺军港的驻军安排，认为这与其与中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并不矛盾，然而中国方面态度坚决，明确表示无论国家大小、关系亲疏，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中国保有特权，经过多轮谈判，1950年2月，中苏双方重新签署条约，苏联同意归还中东铁路并撤出旅顺基地，这一成果不仅彰显新中国在对外谈判中的自主地位，也为后续外交活动树立了范例。   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仅仅是文件上的宣布，它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中，上海外滩公园原本设置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这一屈辱性标志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彻底拆除，第一个周末，成千上万的市民自发走进公园，许多人激动得泪流满面，一位老者站在草坪边，望着在阳光下奔跑的孩子，感叹自己这一生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走进这个地方，这一幕，是一个国家从屈辱中站起的象征，是主权意识深入人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