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李先念回乡，侄子提议合照，他却说：可别拿着照片招摇撞骗 （1961年10月，红安）“粮食不够，先把老人孩子顾上！”李先念一下车就扭头对陪同的县委书记嘱咐，雨丝顺着军大衣的檐口往下滴，气氛却立刻暖了几分。那一年，全国正处三年困难期，各地都在紧衣缩食。县委原本打算借机少交一点征购粮，可他一句“我是国家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让会场瞬间安静，谁也不好再提特殊照顾。几天后，征购任务如期完成，干部们心里五味杂陈：这位老乡亲不徇私，却比任何人都惦念红安。 要理解他的态度，得把时间拨回到半个世纪前。1909年夏天，李家大屋迎来最小的男孩——全伢，日后改名李先念。家里穷到极限，锅里常年“糠菜半年粮”，母亲用一块破布蘸点油在锅底抹一圈，全家人已经觉得香得很。贫苦没把少年压垮，反倒炼出一股倔劲。十岁辍学，他挑着木匠工具走乡串镇，后来又跑去武汉当小工，见惯旧社会冷酷。1926年北伐军进城，他扔掉木锯回红安办农会，次年黄麻起义枪声响起，他端枪冲在最前头。 真正与故乡重逢，要等到1953年。那一次，他身兼中南副书记、行政副主席，时间紧到只挤出两天。县里请他先回李家大屋“团圆”，他摆手：“家事往后排，红安有两件更要紧——先修水库，再扩田亩。”于是会议开在破庙里，六百多名干部听他嗓音带乡音地比划：先保饭碗，再办工业。散会后，他一步三滑爬上马鞍山水库工地，看到石方推土机轰鸣，忍不住拍着坝体说：“咱旱涝靠它顶着，值！”同年，他主持的荆江分洪工程封闸，第二年长江大水，湖北保住了庄稼。老红安人讲起那事，总竖大拇指——“先念不只管我们这一乡，他眼里装的是万里江河。” 镜头再转回1961。有人偷偷给他塞条子，想为自家亲戚要个“城里编制”。他笑而不语，把纸条折两折塞回对方兜里：“干部不是我兜里掏出来的，靠真本事。”他的哥哥还在砖瓦厂端坯拉车，他只按月贴补点钱，从无一句“照顾”。侄子李良银在仪征化纤厂，领导都不知道他是李先念亲戚，差点把人当普通技工外调。李良银自嘲：“叔叔交代过，身份别说，省得当招牌。” 改革春风吹到大别山，1979年秋，李先念第三次回乡。公路边，一个八岁女孩牵牛绳，裤脚打着补丁。他让司机停车，蹲下问：“读书没有？”女孩怯生答“没”。他起身吩咐县里：“查一查，莫让她失学。”随后，车队改道刀背岭，他要看杉树林场。满坡碗口粗的杉树在风里沙沙作响，他连连点头：“绿色银行，得守住。”那一趟，亲友赶来探望，侄子拿着傻瓜相机要求合影。他笑着摆好姿势，可快门声一停，话锋一转：“可别拿着照片招摇撞骗！”一句话，亲戚想提调动的心思瞬间熄火。 1988年，他79岁，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红安。公路变柏油，田畈里双季稻沉甸甸，他伸手掐了一粒谷：“籽饱，肥料足。”在火连畈茶场，他听场长汇报年产十八万公斤，主要销上海，便提醒：“产量重要，牌子更要硬，质量一滑坡，市场就溜。”当晚十点多，他仍叫县里领导到客房，询问烈军属生活。大革命时红安48万人，战后只剩33万，他明确要求：优抚款不能缺一分。 第二天一早，烈士陵园里，他亲手种下雪松。有人在镇上流传“李主席回来带了上百万投资”，数额越传越离谱。消息飘进他耳朵，他摆摆手：“一分钱没带，再编我就上人民日报澄清。”虽语气玩笑，态度却斩钉截铁。他更挂念教育，特意跑去列宁小学，孩子们给他系红领巾，他挥笔写下十二字：“发扬光荣传统，培育四有新人。”字迹苍劲，墨香很快传遍校园。 1991年冬，红安县委副书记耿协楠赴京探望。他刚进门，李先念就急着问：“万元户多了没有？茅草屋还剩几家？”耿协楠报了数字：全县户均收入翻番，刘家宜村四户盖小楼。他听得眉开眼笑，却不忘再叮嘱：“地是命根子，占一亩耕地等于谋害三个人，记住。” 1992年6月，病榻上的李先念气息微弱，却仍嘱托来访老乡：“要让家家都有好日子，欠老区的，咱们得还。”他轻声哼起那句旧民谣：“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两天后，这位在风雨中行走一生的老人安静离世。噩耗传回故里，红安城镇鞭炮声停了，茶馆里无人说笑。有人感慨：他没给家乡带来现成金库，却留下了修水库、种杉树、重教育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财富。 如今走在红安新城区，高架桥下车流不断，远山仍是杉林成片。老乡们提起李先念，常用一句话作结：“他不让我们拿照片招摇，可他的名字，早就刻在这片山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