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毛主席相交50年，病逝前叮嘱子女：要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1926年3月的一天，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毛泽东在广州林伯渠家书房笑问，“正是，久仰久仰！”郭沫若放下茶杯，爽朗回答。两人的手第一次握到一起，这一握，维系了半个世纪。 把时钟拨回更早。毛泽东1893年出生在湘潭农村，岳麓山下的湖风伴着他少年叛逆的性格；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嘉州大佛俯瞰他自由开放的家庭环境。一个在家中跟父亲辩论族规，一个在私塾带头罢课；反骨同根，却各自伸向不同方向——毛泽东醉心哲学与政治，郭沫若沉迷诗歌与考古。正因路径相异，初见面时才格外惺惺相惜。 相识短暂，小别却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山河变色。毛泽东隐蔽撤离武汉，转赴湘赣边秋收起义；郭沫若则随周恩来南昌起义，失利后流亡日本，政治立场也从“左”趋向更“左”。在东京，他常在深夜阅读国内战报，剪下有毛泽东名字的报道贴在手账上。曾有朋友劝他安心做学问，他抬头一句：“国破，书写给谁看？”言语不多，却把心迹交了底。 十年逝去，战云密布。1937年被取消通缉后，郭沫若夜渡对马海峡回到上海，从此成了地下党员中的“公开面孔”。周恩来建议他留在国统区做“党的喇叭”，他坦率回答：“我这口号，一定要够响。”于是抗战时期的救亡演讲，常以郭式豪放开场：“今日不救国，明日无诗人！” 1945年的重庆重逢，颇具戏剧味。八年烽火刚熄，毛泽东应邀飞赴谈判，在九龙坡机场刚下舷梯就被郭沫若一把握住。“主席，好久不见。”郭说得简短，却压不住激动。随后几周，两人见面频繁，或于桂园夜谈，或在曾家岩品茶。一次告别，郭沫若递上一块瑞士手表：“主席操劳日久，该有时计。”毛泽东微愣，笑着收下。从那以后，他很少离腕。后来秘书曾悄悄劝换新表，毛摇头：“朋友情分，换不得。” 抗战胜利后局势陡转。郭沫若在国统区笔锋如刀，专挑反共文人下手。《沁园春·雪》一出，国民党报纸连刊“和诗”嘲讽，他立刻写《斧正》予以反击，字字带火。对他来说，替毛泽东护诗就是护路线。 1949年春，毛泽东率队进北平。西苑机场，郭沫若远远看到那身翻领军大衣，想起昔日广州初遇，心头一热。主席看着他笑说：“你瘦了，但精神特别好！”短短一句家常，情义已尽在其中。 建国后，郭沫若被任政务院副总理，又兼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但他不肯丢“诗人”名片。每当收到毛泽东新作，他总会在深夜伏案，反复推敲。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寄来《七律·登庐山》《七律·到韶山》，附言：“请沫若兄斧正。”郭看完揣摩良久，改了几处，次日回信：“’热风吹雨洒江天’与前句未谐，试换‘热情挥雨洒山川’如何？”毛泽东收到后高兴地说：“他挑严了，我得再炼。”经过三轮往返，最终版本公布于世。个人看来，那几粒微调，的确让气脉更顺，这也说明主席对老友的信任到了何种程度。 友情也在细节。1960年代毛泽东工作深夜，偶感寂寞，常让人取来郭沫若诗集朗读。读到《蜀道之难·其二》那句“苍生谁救？我辈当先”，主席会不自觉点头。反之，郭沫若草拟科研规划时，遇到群众路线落实难，也总自问：“毛泽东会怎么做？”有时他在会上突然一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竟能当场化解争论。旁人觉得巧妙，他却视为平常。 1976年9月9日凌晨，郭沫若正在医院吸氧，护士递来电文，他低声念完，整个人仿佛失重。医生劝他静卧，他却强撑着写下两首七律，字迹颤抖，墨点飞溅。次日，他仍坚持到人民大会堂吊唁，扶着扶手，一阶一阶往上挪。子女心疼，他摆手道：“这不是礼节，这是交情。” 此后几月，郭沫若身体每况愈下。1978年6月，生命走到尾声，他将儿女唤到床前，语气缓慢却坚定：“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你们照着去做，路不会错。我的骨灰别留，撒到大寨，给庄稼添点肥。”说罢微微一笑，似乎看见远处那位老友向他挥手。 回首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友谊，可以发现一句朴素逻辑：共同的理想让两个风格迥异的人并肩，而真诚的欣赏与切磋又让友谊历久弥新。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并无密集通信，也少有声势浩大的仪式，更像是在民族命运的长河中，一次次互相招呼：“我在这儿，你也在这儿，我们继续。”郭沫若的临终嘱托，既是对个人生平的注脚，也是对那份信念的再确认——面对未来，仍需“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这或许就是老人留给后人最质朴也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