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封信交给了风筝，我把这只风筝交给了风。它吹着小鸟的翅膀，它吹动了绿竹与风篷。今天这股中国的风吹拂着我，明天它也许会去找另一个儿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要他捡到了这只风筝，他一定会露出了笑容。”

1958年12月17日，中法合拍的电影《风筝》在法国上映，片中孙悟空形象的风筝上捎带了一封中国来信。如此奇幻，如此浪漫，布列塔尼的小男孩为之如痴如醉。

几十年后，这只维系中法友谊的风筝再次漂洋过海，冯克礼在开放繁荣的中国收获了更为精彩的奇遇。他成功地融入了杭州的一条老街，成了街坊邻居口里的“外国爷爷”。

一个童年的梦想就此圆满，一首歌唱和平、友谊的诗就此写下，并为四海传唱。这是孙悟空的魅力，更是文化的力量。

追风筝的法国老头

我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如今住在杭州西兴老街上。

我的法国名字是KristianFardel，中文名叫冯克礼。每天早上路过巷子口的面馆，总有几个小脑袋从窗户里探出来，用英语喊：“Hello，外国爷爷！”

这时我就会向他们招招手，用中文回一句：“吃过了吗？”

左邻右舍都说我是“最懂杭州的外国佬”，我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到处转，我也喜欢吃西兴老街上的臭豆腐。哦，对了，我屋子的窗外永远挂着一只孙悟空风筝，这里面藏着很多故事。

本文口述冯克礼（吴卓平摄）

01在遥远的东方，或许有人和自己做着同样的梦

为什么要挂一只风筝呢？这要从一部电影说起，电影的名字就叫《风筝》。

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电影，也是第一次遇见中国。那是1959年，我6岁。

学校的操场在傍晚被临时改造成露天影院。一台老旧的放映机放在场地中央，“咔咔咔”作响，光束穿透夏夜的薄雾，投在泛白的幕布上。

片头出现“中法合拍”字样时，邻座的同学用手指戳了戳我：“听说里面有个猴王。”

电影《风筝》海报

我那时对东方一无所知，只看到电影里的风筝是猴子的图案，当它从风筝中一跃而出，棍子一挥就能搅动风云。而当大床如同风筝一般从巴黎的屋顶腾空而起，载着两个法国孩子飞越山海时，我突然攥紧了手里的帽子，仿佛自己也跟着飞了起来。

电影里的北京城让我眩晕，琉璃瓦在阳光下像融化的黄金，胡同里的孩子们追逐着风筝，他们的笑声和我们踢足球时的欢呼竟如此相似。最难忘的是猴王从风筝里跃出的瞬间，他踩着筋斗云穿梭于长城与埃菲尔铁塔之间，用金箍棒为迷路的法国兄妹劈开荆棘。当反派角色被击败时，全校孩子都跺脚鼓掌。

电影《风筝》剧照

后来我才知道，这部拍摄于1958年的电影是中法合拍片的先驱，而当年操场上那台放映机，是镇上电影院唯一一台露天放映机。现在每每回想起来，我依然会跟朋友们感叹，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冷战”时期诞生的猴王童话，却让一个法国乡村男孩第一次模糊地想到，在遥远的东方，或许有人和自己做着同样的梦，梦见风筝变成桥，梦见童话里的人物跨越山海来敲门。

这么多年过去了，电影反复看过好多遍，我已经能哼出影片里的那段琵琶配乐了。我也会用手机给老街上的孩子们播放电影中的片段，他们总会叫出来：“是孙悟空！”“这是孙悟空！”

我就哈哈大笑，原来那年在操场上埋下的不是怀旧的种子，而是一颗永不断线的风筝之心。这只风筝牵着6岁的我，也牵着后来所有因电影而相遇的机缘和巧合。

当然啦，用中文来表达，这都是后话。

02那只风筝从未坠落，它只是在安静地等待一阵风

事实上，在那部电影之后，中国在我的记忆里渐渐变成了一幅褪色的画面。猴王的棍棒、北京城的砖墙、孩子们追逐风筝的笑声，全都锁进了童年的那个夜晚。我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从法国飞向东方，而是转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中北美洲的加勒比海。

布列塔尼的雨季太长了，冷灰色的海浪年复一年拍打圣马洛的礁石。27岁那年，我和3个伙伴一起，驾着一艘帆船从地中海沿岸的马赛出发，完全依靠风帆动力，历时18天，出直布罗陀海峡，横穿大西洋，最终抵达了加勒比海海域的圣马丁岛。这是一个地图上只有针尖大小的法属岛屿，远离法国本土，我也最终选择定居在那里。

年轻时的冯克礼

那里的海，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像融化的蓝宝石。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把我的皮肤晒成当地人一样的深铜色。在岛上，我教授过帆船课程，也学会了飞行驾驶，还开办了一所飞行学校，整整办了20年。那么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条热带鱼。直到2014年，我的女儿凯霞（Keshia）冲进家里朝我喊，“爸爸，爸爸，我要去《风筝》里的地方了！”

我望着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命运就好像信风，终会把你吹向该去的地方，即使用大半个世纪绕了地球一圈。

当然，我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定格在1958年的那部《风筝》，猴王在长城上翻筋斗，孩子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可现实呢？我从未去过中国，对这个遥远的国度有一种模糊的戒备。

当女儿告诉我，她要去南京大学作为交换生学习一个学期时，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列出了一张“注意事项”清单：1、晚上别出门；2、别吃路边摊；3、别轻易相信陌生人……女儿笑着说我太夸张。

在圣马丁岛机场

然后，某一天的午后，电话突然响了，是凯霞打来的，她的声音里带着兴奋：“爸爸，我刚从夫子庙回来，街上全是人，凌晨一点还有卖糖粥的。”我愣住了。

她继续说：“南京的地铁比巴黎的还干净，女生半夜独自回宿舍也没有任何问题。”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笑声，她的中国同学正用不太标准的法语冲我喊：“叔叔，别担心！”

我握着话筒，突然意识到，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原来一直停留在某种刻板的想象里。

学期结束，凯霞坚持要我亲自来中国看看。我们站在故宫的红墙下，她指着屋檐上的屋脊兽问：“像不像《风筝》里的场景？”

我仰头望着那些琉璃瓦，想起那年在操场上，孙悟空从银幕里对我眨眼的瞬间。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桂林，乘竹筏漂流漓江，船夫哼着小调，山水倒映在水面，像一幅被风吹皱的画；在上海，凯霞拉着我和她的同学挤进一家小巷里的生煎店，小吃的香味混杂着年轻人的笑声撞进了我的胸口。

回程的飞机上，翻着手机里的照片，南京的梧桐大道，阳朔的月亮山，还有凯霞在长城上挥舞围巾的背影，我忍不住跟身旁的女儿感慨起来。原来50多年来，那只风筝从未坠落，它只是在安静地等待一阵风，等着带我飞越偏见与岁月，重新落在那片土地上。

03几个月后，我竟然能在菜场和菜贩简单交流，砍砍价了

从中国回来后，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对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做了重新规划。我决定暂缓退休，并打算去美国继续从事飞行教官工作。

说来就是那么巧，2017年的一天，我看报纸时，一则新闻突然跳进眼帘：《中国航空业急缺1500名飞行员》。我的手指在标题上停留了很久，年轻时我当过飞行员，开办过飞行学校，也担任过航空站站长。

担任飞行教官

1500，这个数字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这是一个机缘，也是一个机遇。第二天早上，我给女儿凯霞发了消息，她立刻回复：“爸爸，你总说命运欠你一次中国冒险。”

放下手机，我当即决定来中国。当然，语言是第一个障碍。64岁学汉语？圣马丁岛上的朋友们笑得朗姆酒都要从杯子里洒出来了。但当我查到浙江大学的国际汉语课程时，杭州的照片让我心头一动。

北京太寒冷，上海太拥堵，而杭州似乎有茶山云雾里的温柔。而且，我看过意大利语原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我对书中的几句话一直记忆犹新，“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

在故宫，冯克礼第一次见到了电影中描绘的帝王宫殿

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报了一个学期的国际汉语课程，心想如果不适应再换其他学校也不迟。

我以64岁的年纪，成了浙大最年长的留学生。

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就布置了作业，让大家去断桥、白堤边练字。我的钢笔在“你好”两个字上洇出了墨团，原来学习新语言的悸动，和年轻时第一次掌舵的感觉如此相似。幸好，路过的、围观的中国朋友耐心指导，帮助我完成了第一天的作业。

发音练习最困难的就是“ü”这个音，老师让我想象“看到埃菲尔铁塔时发出的感叹”，这个法国人的专属教学法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几个月后，我竟然能在菜场和菜贩简单交流，砍砍价了。我每天学习和工作10小时以上。在国际学院的宿舍中，我还尝试过将几本中文书籍翻译成法语。看书累了，我就去爬玉泉校区后面的群山，或者骑车绕西湖一圈。

每当路过北山路，看到保俶塔在夜色中熠熠发光时，我总会想起圣马丁岛上的那座灯塔。

我时不时跟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聊起当初的选择。这就是人生吧，重要的不是出发地，甚至不是目的地，而是那些让你决定调整航向的灯火与星光。

04大海早就在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了

最初报浙大国际汉语班时，我只想试试。而那些点滴、细碎的温暖让我续报了一个学期，再续报一个学期。2018年的冬天，老师建议我去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转转看看，也实践一下中文。

作为资深的帆船运动爱好者，在国际展览中心的博览会现场，我像寻宝的水手一样，在书海里搜寻着航海主题的书籍。就在展会即将结束时，一抹深蓝色的书封撞进了我的视线：《中国古船图说》。

翻开扉页，那些精美的中国古船图片让我的手指有点微微发抖，原来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独木舟。杭州跨湖桥出土的独木舟，竟比埃及古船还要早3000年。

那天晚上，我在酒店房间就着台灯啃读专业术语，字典翻得哗哗响，我当即改签了机票，决定前往武汉拜访这本书的作者席龙飞老先生。当时已经88岁的席老先生在书房里接待了我，我们聊了整整一天，从水密隔舱聊到指南针。他每说一个知识点，我就想起加勒比渔民那些相似的智慧，原来大海早就在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了。

回杭州的飞机上，我做了个疯狂的决定：要把这本书带回法国。飞机降落后，我直接转机去了巴黎，动用了不少资源去寻找出版社。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中国古船图说》的法文版，不过图书编辑也善意提醒我：“你知道翻译这种专业书籍有多难吗？”

但我是个行动派，铺开词典、稿纸就开始工作。那两个月，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房间里堆满了专业航海词典、书籍，电脑屏幕的光总亮到凌晨。最困难的是古代造船术语，有时为了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我要请教不少专家和学者。

两个月后，初稿全部完成了。2019年6月，由海之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船图说》法文版在当年的里昂帆船节亮相，不断有欧洲的帆船爱好者到这边展台来交流，并发出赞叹：“如此看来，指南针真的是中国人发明的呢！”

05老街上的居民很快接纳了我这个“外国爷爷”

在浙大完成四个学期的国际汉语课程后，我的学生签证到期了，不得不暂时回法国。那几个月里，我始终惦记着杭州的生活。正好《中国古船图说》法文版出版后反响不错，出版社又委托我翻译更多中国航海文化相关的书籍，这给了我重返中国的理由。

2019年底，我再次回到杭州，并选择在西兴老街租住。房子虽然不大，但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一扇朝南的窗，一张书桌，一张床，可以让我摆弄手工模型。最重要的是，这里安静，充满生活气息，而且离我工作的湘湖足够近，出行很便利。

冯克礼生活的西兴老街（吴卓平摄）

老街上的居民很快接纳了我这个“外国爷爷”，最有趣的是街上的孩子，他们总爱来我家串门，看我做的小船模型，或者缠着我教他们几句法语。几个最调皮的男孩，现在已经能熟练地用“bonjour（法语：你好）”跟我打招呼了。

我在老街上也找到了家的感觉。每天清晨，我沿着石板路散步，再慢跑回来；晚上，我去巷口那几家小店吃点东西。说实话，西兴的臭豆腐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美食之一。

我现在的日常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去湘湖、千岛湖等地进行帆船运动教学。有一回，在跨湖桥遗址边停船，我指着湖底对学员们说：“瞧见没，8000年前的独木舟就躺在这儿呢。”

二是继续从事中文书籍的法语翻译。这并不轻松，比如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中的“水密隔舱”“榫卯结构”等，要找到准确的法语表达需要反复推敲。好在杭州有不少图书馆可以查阅资料，我也经常向中国朋友们请教。

有时坐在屋子里翻译资料，看着墙上挂着的那两幅帆船油画，我常常想起27岁时穿越大西洋的冒险。现在，我的冒险故事从蔚蓝海岸转到了运河畔的老街。

去年，我的摄影作品在西兴美术馆展出了，照片记录了晨雾中的资福桥，夕阳下的运河埠头，我可爱的街坊邻居，还有我小小的家。

还有一段小插曲。我的西兴小屋窗外，总是挂着一只孙悟空风筝，这是我生活中最特别的装饰。钢笔画家桂志仁先生前年来老街看我，我们神交已久，他那些钢笔勾勒的古船画作，总让我想起当年翻译《中国古船图说》的日子。可当他真站在门前时，我们却同时愣住了，他的眼睛直盯着我窗前的风筝。

“风筝，那部电影？”他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孩子般的雀跃。接下来的场景就像施了魔法一样，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就挤在小屋里激动地比画。他说起曾在北京街头偶遇《风筝》的拍摄，还有在电影院里看《风筝》的情形。我呢，马上翻出了收藏在手机里的电影海报。

这就是机缘吧。60多年前银幕上的那只风筝，又把两个爱船的人，牵引到了同一条河流的岸边。

06有些梦必须亲手松开

上个月，我在老街的杂货铺看到一只2.5米长的苍鹰风筝，店主说能飞到云彩里。我思索了一番，转身去了布料市场。

它现在就躺在我的房间里：我保留了原有的风筝骨架，但拆掉了苍鹰图案的风筝面，覆上了裁缝铺的朱阿姨帮我裁剪的素绸。她喜欢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开我的玩笑：“法国佬做风筝？当心风筝线割破手指头！”

我这两年陆陆续续做了十几个风筝，自己扎风筝骨架，自己贴风筝面，但每次都飞不高。所以这次我学聪明了，就用现成的骨架来制作。我用颜料在素绸上画了几天，孙悟空的脸很正，像电影里他从风筝探出身时的惊鸿一瞥。

那天上午，朱阿姨从我家门前路过，盯着完成的风筝跟我说：“这是京剧《大闹天宫》里的造型嘛。”我喉咙一紧，当年那部中法合拍片，早就把美猴王种进了一个法国孩子的眼睛里。

马上就要到潍坊国际风筝节举办的日子了。女儿从圣马丁岛老家打来视频电话：“爸爸，你确定要去风筝节上放飞吗？”

她不懂，有些梦必须亲手松开。66年前那台露天放映机恐怕早已锈成废铁，但幕布上的孙悟空始终悬在我的记忆里。它等着我把童年的仰望，变成天空中的一个小黑点。

试飞时，几个邻居小孩就站在街边看。风筝只升起五六米高就栽进了一棵桂花树的树顶，可那些孩子哇哇大叫：“齐天大圣！齐天大圣！”

我愣在原地，突然间明白过来，我画的不只是风筝，倒更像一封迟到的回信，写给那个在操场上看电影时攥紧帽子的男孩：

你看，我们终于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