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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为啥要优待俘虏?国军将领哀叹:杀不得用不得,这招儿太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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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月

图文|琉浔

大家好[比心]欢迎收看【点点史坛】

1928年初春的江西宁冈,新城外的竹林里坐着120多个国民党士兵。

他们刚被解除武装,缩成一团,眼神里全是“等死”的念头。

毕竟在那个战乱年代,被俘后要么被杀头,要么被拉去做苦役,没人敢指望能有好下场。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工农革命军的人没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卫生队先上来给伤员换药,副官接着给每个人发了三块银元,最后毛泽东站在台上和颜悦色地说,想留的欢迎当红军,想走的发路费、开路条。

换谁在那个时候都会懵。

台下安静得能听见雪化的声音,这些国民党士兵手里攥着银元,心里打满了问号。

当天夜里,上等兵王铁生抱着银元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一亮就拉着同村老乡报了名。

后来他做到红十二军副连长,第三次反“围剿”时带头冲锋,壮烈牺牲前只留下一句话:“我这条命,是红军用三块银元买下来的,得还给他们。”

三块银元的“反常操作”,为啥偏要优待俘虏?

本来以为这只是红军的临时做法,没想到后来成了红四军章程里的铁律不杀、不辱、不搜腰包、伤病给治、去留自便。

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简直是“反常识”的操作。

消息传到南昌,滇军名将朱培德气得把电报摔在桌上,骂毛泽东不会打仗。

可没过多久,他就笑不出来了。

同样是国民党的部队,上个月还死战到底,这个月却整排整班地缴枪。

更离谱的是,那些被放回去的士兵,逢人就说红军好,有的甚至偷偷给红军带路、送子弹。

朱培德想下令“消毒”,可杀又杀不得。

人家红军是“无罪释放”,自己这边再杀,不等于逼着士兵们都去投奔红军吗?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第一次尝到了“杀不得、用不得、放不得”的滋味,在日记里无奈写下:“此策太毒,非铁血所能制也。”

我一直觉得,战争拼的不只是武器装备,更是人心的较量。

红军这招看似“亏本”的操作,其实是摸透了士兵的心思。

那些国民党士兵大多是穷苦人,被逼着当兵打仗,谁不想有条活路?红军给了他们选择权,给了他们尊重,这比任何威逼利诱都管用。

俘虏变战友,这波“战力转化”有多狠?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优待俘虏的政策慢慢显露出了巨大威力。

中央苏区那几年,红军歼灭国民党军51万,俘虏了近20万,其中不少人都自愿留下来加入红军。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战力转化”更是达到了顶峰。

辽沈战役中,32万国军被俘,6万人直接变成“解放战士”,补入主力部队当攻坚先锋。

平津战役后,7万多俘虏经过教育,20天后就端着刺刀冲进了天津城。

我之前查过资料,淮海战役时,中原野战军里的“解放战士”占比都快到八成了。

这些士兵原本是敌人,可加入红军后为啥这么能打?关键还是在于“攻心”。

华野10纵在胶东整训时,俘虏兵李柱才上台诉苦,说自己给连长倒了三年夜壶,娘借了三斗高粱,最后把妹妹抵了债。

全场600多俘虏哭成一片,三天后李柱才就报名当爆破手,潍县战役时拉响炸药包,和碉堡同归于尽。

除了诉苦会,红军还特别重视有一技之长的俘虏。

淮海战场的国军少尉崔志耕,原本是炮兵观测手,被俘后直接升任3纵炮兵副连长,最后用10发炮弹敲掉了黄维兵团指挥所,立了特等功。

如此看来,这些“解放战士”不是来混日子的,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属感,愿意为新的信仰拼命。

孟良崮战役时还出了个特例,华野俘虏了1.9万多整编74师的士兵,陈毅、粟裕却下了死命令,一个都不准放。

为啥?因为74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兵员素质极高,放回去等于给敌人回血。

而且这支部队思想顽固,放回去会抵消优待政策的红利。

三个月后,其中1.2万人成了炮手、通信兵,在后续战役中立下大功。

国民党方面再次哀叹,这招比十万发炮弹还头疼。

跨战场验证,为啥对手越打越怕这招?

这招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仅在国内战场管用,到了国际战场上照样威力十足。

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7118人。

这些日军一开始满脑子武士道,撞墙、绝食、剖腹,可八路军没放弃。

先给他们治伤,再提供特别伙食,每天一菜一汤,每周一顿肉,连级以上还有烟钱。

1941年延安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用日语讲《资本论》《论持久战》。

3年后,350名学员结业,102人主动加入八路军,成立了“日本反战同盟”,在前线用日语喊话、散传单。

山东滨海战场上,反战盟员松山速夫喊话时中弹牺牲,血书里写着:“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教会我什么是人的尊严。”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都承认,共军之毒,在枪炮之外。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战俘营却按国际标准供给,每人每天有主粮、肉、鱼、油,轻伤病员还加鸡蛋、牛奶。

美军战俘理查德1999年回丹东,一进站台就跪地亲吻,说自己当年140磅的体重,是中国人一口一口喂出来的。

这些情况通过家信、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传回前线,“联合国军”士兵都知道,当志愿军的俘虏比当尸体安全,甚至出现了整班拒绝进攻的情况。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我军提前空投传单,用藏语、英语宣传“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结果印军第48旅一次就投降396人,不少人怀里还揣着没拆封的传单。

说到底,优待俘虏从来不是简单的仁慈,而是一场精准的制度阳谋。

它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让我军在国际舆论场先赢一分;它节约了战争成本,解放战争三年通过“即俘即补”节约的兵员征集费,相当于1.5场淮海战役的军粮;它还成了“人才收割机”,抗美援朝后不少外国技术兵,成了新中国航空、雷达领域的首批教员。

从井冈山的三块银元,到朝鲜战场的国际标准待遇;从国民党的“解放战士”,到日军的“反战同盟”,这招攻心为上的政策,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史。

国民党将领说它“太毒”,其实是看懂了本质最柔软的善意,一旦结合坚定的信仰和高效的执行,就会变成最锋利的武器。

毫无疑问,战争的胜负终究取决于人心向背。

人民军队用九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能赢得战争的从来不只是枪炮,能赢得人心的,终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这招看似“反常”的优待政策,恰恰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密码,也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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