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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温、徐知诰掌控杨吴三十年,为何迟迟不篡位?

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乱世,朱温篡唐建梁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杨吴政权便是江淮地区的核

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乱世,朱温篡唐建梁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杨吴政权便是江淮地区的核心割据势力。908年,徐温联合张颢诛杀杨吴第二代君主杨渥,随后又除掉张颢,独掌杨吴军政大权,其养子徐知诰(后改名李昪,南唐开国皇帝)也逐步进入权力核心。但直至937年,徐知诰才正式逼迫杨吴末代君主杨溥禅位,建立齐国(后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从掌控实权到完成篡位,徐氏父子整整等待了三十年。这一“延迟篡位”的选择,并非懦弱或犹豫,而是基于内部权力整合、外部局势牵制、继位合法性构建及长远统治考量的精准政治布局,是乱世中“稳权优先于篡位”的典型策略。

徐知诰

一、908年实权初掌:根基未稳,无力篡位

908年徐温诛杀杨渥、独揽大权时,所谓的“掌控杨吴江山”仅为表面现象,其权力基础极度薄弱,内部反对势力遍布,根本不具备篡位的条件,贸然行动只会重蹈杨渥覆辙。

一方面,杨氏宗族与旧臣势力仍具威慑力。杨吴的开创者杨行密(852-905年)在江淮地区经营十余年,凭借“保境安民”的政策赢得民心,麾下聚集了大批亲信旧将,如周本、刘威、陶雅等,这些人虽表面臣服于徐温,实则忠心于杨氏政权,始终以“辅佐杨氏”为旗号,警惕徐氏专权。908年徐温刚掌权时,周本、刘威等人便手握重兵,镇守杨吴各地重镇,若徐温此时篡位,必然会引发旧臣联兵反抗,以其当时的兵力,根本无法压制全境叛乱。正如史料所载,杨渥死后,徐温虽杀张颢独权,但“杨氏旧部多怀异心,藩镇各据一方,温虽掌中枢,不能制其全域”,这种内部的离心力,迫使徐温必须先稳固权力,而非急于称帝。

另一方面,徐氏自身权力体系尚未成型。徐温出身平民,早年以贩盐为生,随杨行密起兵后才逐步崛起,并无深厚的家族势力支撑,其掌权依赖的是禁军兵权和部分亲信,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扬州、金陵一带,对江西、宣州等偏远藩镇的控制力极弱。同时,徐温此时尚未确立明确的权力继承人,亲子徐知训、徐知询年幼,养子徐知诰刚被外放为升州(今南京)防遏使,仍在试探中成长,徐氏家族内部尚未形成统一的权力核心,难以凝聚力量支撑篡位之举。此外,908年朱温刚篡唐建梁不久,天下诸侯对“篡位者”仍有普遍的道德抵触,徐温若此时效仿朱温,必然会被贴上“乱臣贼子”的标签,成为天下诸侯共同讨伐的目标,这也是其不敢轻举妄动的关键原因。

徐温

二、徐温执政时期(908-927年):稳权固势,铺路蓄力

徐温掌权的二十年(908-927年),核心目标并非篡位,而是“巩固权力、壮大杨吴国力、培育继承人”,为后续徐氏代吴奠定坚实基础,这一阶段的所有举措,都是在为三十年后的篡位铺路。

其一,整顿内政,赢得民心与官僚支持。徐温吸取杨渥骄奢失政的教训,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安抚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流民,鼓励农桑,兴修扬州、金陵周边的水利工程,疏通长江、淮河漕运,让历经战乱的江淮地区逐步复苏。同时,他整顿吏治,精简官僚机构,严惩贪官污吏,重用贤能之士,无论是杨氏旧臣中的贤才,还是北方避乱而来的士人,均予以任用,逐步构建起忠于自己的官僚体系。例如,徐知诰在升州任上“修城池、兴学校、招流亡”,三年间将凋敝的升州打造成繁华之地,其政绩不仅赢得民心,也得到徐温的认可,为后续崛起埋下伏笔。徐温的这些举措,本质上是在弱化杨氏的统治根基,强化徐氏的民心与舆论基础——乱世之中,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徐温深知,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官僚倾心辅佐,才能让徐氏的统治合法化,为篡位扫清障碍。

徐温在朝

其二,稳定外部局势,避免多线作战。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地处江淮核心地带,北有后梁、后唐等中原政权,南有吴越、闽、楚等割据势力,四面受敌。徐温掌权后,奉行“保境安民、不与中原争锋、与邻邦和平共处”的对外策略,坚决避免主动发动战争:击败吴越钱镠的多次入侵,巩固东部边境;与楚、荆南结为盟友,稳定西部边境;对中原后梁、后唐,始终保持对峙却不主动进攻,让江淮地区远离战乱。这种对外策略,不仅让杨吴的国力得以快速提升,疆域达到极盛,也为徐氏内部权力整合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若此时贸然篡位,必然会引发周边政权的趁虚而入,内有旧臣反抗,外有强敌环伺,徐氏政权必然难以立足。

其三,培育继承人,解决权力传承危机。徐温深知,自己年事已高,篡位之事并非自己能完成,必须培育合格的继承人,确保徐氏权力的延续。起初,徐温有意培养亲子徐知训,令其镇守扬州,监控吴王杨隆演,锻炼行政与军事能力,但徐知训骄横跋扈,与杨吴旧将朱瑾结怨,918年被朱瑾诛杀,徐氏宗家出现继嗣危机。此时,徐温被迫倚重养子徐知诰,徐知诰聪慧过人、隐忍自律,不仅政绩突出,还善于笼络人心,广纳北方避乱士人,构建了自己的幕僚集团(如宋齐丘等)。

徐温虽对徐知诰心存警觉(担心其夺权),但无奈亲子皆不及徐知诰,只能逐步放权,令其在扬州辅政,自己则坐镇金陵,形成“扬州-金陵”的二元权力格局。这一权力传承的磨合过程,耗时近十年,直至927年徐温病逝前,才正式认可徐知诰的继承人地位,嘱咐其“吾诸子皆不及汝,汝善辅吴,勿负吾望”,而这一过程,也进一步延迟了篡位的时间。

徐温时期的杨吴

三、徐知诰掌权时期(927-937年):扫清障碍,完成篡位闭环

927年徐温病逝后,徐知诰继承其全部势力,成为杨吴实际掌权者,但他并未立即篡位,而是用十年时间,扫清内部所有障碍,构建篡位的合法性,最终在937年完成代吴建唐之举,这十年的等待,是“临门一脚”的关键铺垫。

首先,清除内部异己,掌控绝对权力。徐温病逝后,其亲子徐知询在金陵继承部分势力,不满徐知诰掌权,与徐知诰形成对峙,这是徐氏内部最大的反对力量。徐知诰凭借过人的政治手腕,先是假意安抚徐知询,随后逐步剥夺其兵权,929年将徐知询贬往江西洪州(远离杨吴核心区),彻底清除了徐氏宗家的反对势力。与此同时,徐知诰继续拉拢杨吴旧臣,对愿意臣服的旧将(如周本)予以重用,对拒不臣服的则逐步削权或清除,彻底掌控了杨吴的禁军与各地藩镇兵权。此外,他将吴王杨溥迁往润州,自己坐镇金陵,彻底架空了杨氏宗室的权力,此时的杨吴,早已名存实亡,徐知诰成为唯一的权力核心。

徐温和徐知诰

其次,构建篡位合法性,营造舆论氛围。五代十国时期,篡位者若想获得天下认可,必须具备“合法性”,要么有皇室血脉,要么有“天命所归”的舆论支撑,徐知诰深知这一点,为此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精心布局。他抓住江淮士人“心向大唐”的心理,在府中设立“大唐遗宝馆”,陈列唐代文物,刻意营造自己“心系唐室”的形象;同时,他“无意间”展露腰间半块唐代宫廷玉佩,暗示自己身世不凡。随后,金陵城中流传起“徐使君实唐室宗亲”的传闻,徐知诰又暗中命人伪造唐代谱牒,安排“唐之旧民”献上谱牒,声称其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甚至请出逃来的唐代宦官“证实”其身世。这一系列操作,成功将自己包装成“李唐后裔”,让篡位从“乱臣贼子夺权”变成“唐室复兴”,极大地降低了舆论阻力,赢得了士人的支持。

最后,循序渐进,完成禅位仪式。徐知诰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策略,避免贸然篡位引发动荡:931年,他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坐镇金陵,所有政令皆以吴王名义发布,彰显自己的“臣下身份”;935年,他获封齐王,获封金陵及周边十州之地,建立齐国,成为杨吴境内的“国中之国”,逐步实现权力的过渡;937年,在舆论、民心、权力均已稳固的情况下,他才逼迫杨溥禅位,正式称帝,定国号为齐,后恢复李姓,改名李昪,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禅位仪式上,李昪还刻意展现“仁厚”,泣涕送别杨溥,承诺“永奉杨氏宗庙”,厚待杨氏宗室,避免了血腥屠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南唐取代杨吴

四、核心本质:乱世中“长久统治”优于“快速篡位”

徐氏父子之所以苦等三十年才篡位,核心本质是“乱世之中,长久统治远比快速篡位更重要”。五代十国时期,无数割据势力因“急于称帝、根基不稳”而转瞬即逝(如后梁、后唐均立国不足二十年),徐温、徐知诰父子深知这一教训,始终坚持“稳”字当头,908年掌权后,先稳固根基、安抚民心;徐温执政二十年,再壮大国力、培育继承人;徐知诰掌权后,又扫清障碍、构建合法性,每一步都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

对于徐温而言,他的核心目标是“让徐氏成为江淮地区的绝对统治者”,而非自己称帝,他出身低微,无皇室血脉,贸然称帝只会成为众矢之的,不如“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强化徐氏势力,将篡位之事留给更合适的继承人。对于徐知诰而言,他作为养子,缺乏徐氏宗族的天然支撑,必须通过政绩、民心、舆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十年的铺垫的不仅是篡位的条件,更是统治的根基。

五代十国

此外,五代十国的“正统观念”仍未完全瓦解,士大夫与百姓对“篡权夺位”仍有抵触,徐氏父子的延迟篡位,也是对这种正统观念的妥协与利用——通过长期的经营,将徐氏的统治与“民心”“唐室复兴”绑定,让篡位从“叛逆之举”变成“顺天应人”之事,这正是其政治智慧的核心体现。

综上,徐温、徐知诰父子908年掌控杨吴实权却延迟三十年篡位,是内部根基未稳、外部局势牵制、权力传承磨合、合法性构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十年的等待,不是犹豫,而是精准的政治算计与长远的统治考量,正是这份“隐忍与铺垫”,才让徐知诰成功建立南唐,延续了江淮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让南唐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国力最强、延续最久的南方政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