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北平一间老屋，朱安躺在炕上，病得只剩一口气。

她让表侄代笔写遗嘱，反复叮嘱两件事：死后要穿十三件寿衣，一定要葬在上海，和鲁迅合葬。

信寄到上海，许广平看完，只回了一句话：“丧事从简，按鲁迅‘埋掉拉倒’的意思办。”

合葬？倒是根本不可能。

两个跟鲁迅绑了一辈子的女人，因为一场身后事，把新旧时代的撕裂赤裸裸摊在了阳光下。

朱安是绍兴人，小脚，不识字。1906年，鲁迅母亲谎称自己快不行了，骗儿子回国成亲。

新婚夜，鲁迅在书房枯坐到天亮，第二天就走了，再没回头。朱安从此成了周家“摆设”，有名无实。

后来他们同住北平西三条胡同，一个屋檐下，却像陌生人。

鲁迅不跟她说话，不同桌吃饭，连她端来的茶都绕着走。

面对丈夫的冷漠，朱安竟一直忍受，还不时安慰自己。

朱安曾苦笑：“我像只蜗牛，一点点往上爬，可现在，真没力气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是对鲁迅一直抱有希望的。她觉得，只要自己认真守着这个家，照顾婆婆，鲁迅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

可，她从未想过，这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消息传到北平。

朱安没闹，没哭，反而托人带话：“只要她愿意，我可以认她做二夫人。”

在她心里，正室名分就是命——只要守住了，她就是周家太太。

哪怕许广平生了儿子周海婴，她也坚信，孩子迟早要过继到自己名下。

1936年鲁迅病逝，朱安想亲自去上海送葬。

可婆婆年迈要人照顾，自己又大字不识，连车票都不会买，最终只能作罢。

这事，她到死都耿耿于怀。

鲁迅一走，她的生活来源断了。以前每月的生活费，都是鲁迅从上海寄来。

之后，这笔钱落到了许广平肩上。那时许广平一个人带孩子，日子紧巴巴，却从来没断过汇款。

转机在1941年戛然而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

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抓走，关了76天，受尽酷刑。双膝被电烙铁烫伤，头发一夜全白。汇款中断，朱安立刻断了粮。

她只能靠周作人每月接济150块钱。可在1940年代末的北平，这点钱连稀粥都喝不上几顿。

她对人说：“每月拿他一百五十元，我的眼泪往肚里咽。”

她清楚，鲁迅和周作人早已反目成仇，拿这钱，等于踩丈夫的尊严。

实在撑不住了，在周作人怂恿下，她动了卖鲁迅藏书的念头。

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立刻登报：“鲁迅一切遗物，应由家属妥善保存，不得变卖！”

外人骂许广平冷血，却不知道她正咬着牙整理鲁迅手稿，还要供周海婴上学。

而朱安那句哭喊：“你们总说要保存鲁迅遗物，可我也是鲁迅遗物啊，谁来保存我？”——这句话，戳穿了旧时代女性最深的悲哀。

最后，许广平托人赶去北平劝阻，又悄悄恢复了接济。

两人从未和解，但也没让对方饿死。

1947年春天，朱安病情急转直下。心衰、浮肿、大口吐血。

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坚持立下遗嘱：十三件寿衣、上好棺木、七七供水饭、五七请和尚念经。

这是她对41年守寡生涯的最后交代，也是对“正室”身份的最后确认。

许广平收到遗嘱，立刻寄去一百万法币，让她去置办衣物。

但对于她提出的合葬的要求，许广平拒绝了。

不是无情，而是鲁迅生前明确主张薄葬，“埋掉拉倒”是他的原话。

况且战乱年代，从北平运棺到上海几乎不可能。鲁老太太墓旁也无空地。

她最终买下周作人家在保福寺的一块地，安葬朱安。

为尊重其意愿，她按绍兴习俗备齐十三件殓衣，请了和尚念经。整场葬礼花了三百五十万法币，光棺木就一百六十万——在当时是巨款。

可世人仍骂她冷血，只因没让朱安与鲁迅合葬。

而朱安的墓，后来在时代变迁中湮没无闻，只剩一个无人知晓的土坟。

许广平因此背负多年骂名。直到她自己的遗嘱公开，人们才真正理解她。

她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遗嘱写明：火葬，骨灰全撒，不与鲁迅合葬。这不是冷漠，而是对鲁迅精神的忠诚——他反对形式，她便不搞形式。

后来还是周总理特批，才将她部分骨灰安葬于鲁迅墓旁，满足公众情感。

朱安与许广平，从未真正敌对。

一个困在旧礼教里，用十三件衣服守住名分；一个活在新思想中，用行动守护鲁迅的精神遗产。

她们被时代推到对立面，却都忠于自己的信念。

而鲁迅，一生反抗包办婚姻，却终究没能挣脱旧制度的枷锁，让两个女人的一生，都染上悲剧色彩。

这世上，有些缘分，敌不过时代洪流。

朱安的执念，许广平的坚守，不过是两个女人，在各自的世界里，走完了命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