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大授衔前夕，妻子张乃一问李达预估会评什么军衔，李达坦言：自己贡献太少，或许是中将，也可能是少将。待到授衔结果公布，授上将军衔，大大超出了他的自我预估。

李达会这样低估自己，并不奇怪。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大量时间都在参谋岗位上。别人冲锋陷阵容易被看见，参谋长干的却常常是研究敌情、判断地形、制定方案、协调部队。仗打赢了，名字未必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可真把李达的经历摊开来看，他对自己的评价明显低了。

1931 年参加宁都起义后，他很快进入红军指挥机关。1934 年任红 6 军团参谋长，后来又担任红 2 军团、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期进入 129 师，1938 年底正式担任师参谋长。刘伯承等人组织指挥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 “九路围攻” 和百团大战时，李达一直在重要参谋岗位上。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只坐在司令部里画图。

1943 年，李达统一指挥部队发起林南战役；随后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1945 年春夏，他又指挥道清、安阳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他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参与上党、邯郸战役。到解放战争时期，又参与鲁西南、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以及进军西南等重大作战行动。

有一个细节尤其能说明参谋工作并不只是 “出主意”。邯郸战役期间，为争取高树勋部起义，李达曾冒险越过火线，与对方当面商谈。需要判断局势的时候他在，需要组织部队的时候他在，需要亲自处理险事的时候，他同样在。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3 年又赴朝鲜，出任志愿军参谋长。几十年下来，他服务过不同部队，也适应过不同指挥员，位置不断变化，参谋工作却几乎贯穿整个军事生涯。

所以到了 1955 年，他自己觉得可能是中将甚至少将，评衔结果却是上将。这种反差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 “意外升了两级”，而是个人怎么看自己，与组织如何评价长期贡献，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授衔以后，李达也没把这件事当成家庭里的谈资。女儿在学校听同学讨论父亲是什么将军，回来问他：“爸爸，你是什么将？” 李达没有告诉孩子答案，反而笑着说：“芝麻酱、黄酱！” 过了很久，孩子们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原来是上将。把这个玩笑和他后来的人生放在一起看，就更容易理解他的心态。

1955 年春，李达调到北京后住进南长街附近一个小院，此后几十年没有因为职务提高要求换房。1976 年房屋因地震出现问题，组织准备给他改善住房，他没有接受。1983 年旧房需要全面维修，他定下的原则依然是能省就省，因陋就简。

1987 年，他回到阔别 55 年的家乡，也没有提前安排特殊接待，而是和大家一起吃便饭。这才是李达授上将这件事最值得回味的地方。他并不是没有战功，相反，他参与和组织过许多重要作战；他也不是不知道上将意味着什么，只是没有习惯把身份和待遇当成衡量自己的尺子。

一个干了几十年参谋工作的人，最容易看见的是整个部队怎样打赢，却很少把功劳单独算到自己头上。所以 1955 年的结果看似出乎他个人预料，其实并不意外。李达低估的是自己，授衔所确认的，则是几十年战场经历和参谋工作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