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是被低估的我军将领，1931年底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宁都起义，一下使中央红军增加了1.7万，并成立了红五军团。
有些将领让人记住，是因为打过一场漂亮的进攻战。董振堂留下的分量却不太一样。他最重要的本事，往往出现在局势最乱、道路最窄的时候：把一支旧军队带进红军，在队伍危急时守住后路，最后又把生命留在河西走廊。
1931年的宁都，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驻扎在这里。这支部队原属西北军，中原大战后被收编，长期受到排挤，又被派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官兵离乡日久，补给不稳，心里本就压着一股闷气。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许多官兵希望北上抗日，得到的命令却是继续留在江西。前线士兵越来越想不明白：外敌已经侵入东北，自己为什么还要在南方打内战？这种疑问没有立刻变成行动，却让第二十六路军内部出现了明显松动。
真正把不满变成选择的，是长期而细致的组织工作。赵博生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中的特别支部也一直在联络可靠官兵。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重要将领，则逐渐看清原来的道路走不通。几股力量最后汇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4日，起义在宁都发动。约1.7万名官兵脱离国民党军队，携带两万余件武器开赴中央苏区。这个数字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红军人数突然增加，更因为加入的是一支有基层骨干、有训练基础、能保持建制的正规部队。
很多人把宁都起义理解成一次临阵倒戈，其实它更像一场极难完成的内部转向。消息不能提前走漏，部队不能失控，关键军官必须同时行动，普通士兵还要知道往哪里走。任何一处出问题，都可能从起义变成混战。
董振堂的作用，恰恰体现在这种时候。他在第七十三旅任旅长多年，熟悉官兵，也有威信。他不是秘密工作的唯一组织者，却是稳定部队、推动整支队伍转向红军的关键人物。没有这种来自军队内部的号召力，1.7万人很难整齐地走出宁都。
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萧劲光担任军团政治委员。
这组任职很能说明问题。董振堂并不是一进入红军就成为军团最高指挥员，但他很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旧军队带来的习惯、等级观念和作战方式，都需要重新调整。他既要让原有官兵安心，也要接受红军的纪律、政治工作和指挥体系。
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提出把多年积攒的三千块银元交作党费，经劝说后留下三百块，其余全部上交。钱只是一个细节，真正有分量的是他的态度：他没有把起义当作换个阵营谋出路，而是把个人前途与新的选择绑在了一起。
此后，他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并投入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红五军团在实战中逐渐完成转变。那些从旧军队走来的官兵，不再只是“起义部队”，而成为中央红军中能够承担硬仗和险仗的重要力量。
董振堂最鲜明的军事形象，不是在冲锋队伍最前面，而是在长征队伍最后面。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五军团经常担任后卫。前面有中央机关、伤病员和大批辎重，后面是紧追不舍的敌军，后卫每退一步都要算准时间。
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伤亡惨重，却为主力渡江争取了时间。此后在遵义附近、金沙江方向等地，董振堂多次率部阻击追兵。后卫战看起来不如攻城夺地显眼，实际更考验判断：打早了暴露意图，打晚了会被包围，撤快了则可能把主力置于险境。
1936年1月，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随部队西渡黄河，后来编入西路军。河西走廊地形狭长，补给困难，敌军骑兵又熟悉当地环境，战斗越来越艰苦。
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五军守卫甘肃高台。敌军从1月12日起连续进攻，城内兵力、弹药都处于劣势。到1月20日，高台城被攻破，董振堂与大批红军将士壮烈牺牲，年仅42岁。他没有等来突围，也没有把最危险的位置交给别人。这场战斗之后，红五军遭受严重损失，宁都起义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也受到沉重打击。
董振堂被低估，不是因为战功不够，而是因为他的贡献常常藏在“转变”和“掩护”两个词后面。宁都起义中，他帮助1.7万余名官兵完成方向选择；进入红军后，他推动旧部真正融入新队伍；长征路上，他又把红五军团带成了著名的“铁流后卫”。
评价这样的将领，不能只数他攻下多少城、歼灭多少敌人。更要看他能不能在队伍动摇时稳住人心，在全军转移时挡住追兵，在局面最困难时守住职责。董振堂的可贵，就在于每到关键关口，他都站在最需要有人承担的位置上，而且从不把最艰难的责任推给部下。
从宁都到高台，前后不过五年多。董振堂完成的却是一次彻底的人生转向。他没有把选择停留在1931年12月14日那个夜晚，而是用此后的每一场战斗证明，宁都起义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他认准方向后走到底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