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收到一封来自贵州的信。写信人叫沈醉，前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信里说的是自己的退休待遇问题，希望按照起义人员的标准享受离休。邓颖超看完，把信转给有关部门，附了一句话：不要亏待了他。
 
一个前军统少将，凭什么能让邓颖超亲自过问，还专门叮嘱"不要亏待"？这事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沈醉这个名字，看过谍战题材作品的人多半听过。他是湖南湘潭人，1932年经姐夫余乐醒介绍进了戴笠手下的复兴社特务处，那年才十八岁。此后一路做到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跟毛人凤、徐远举这些人平起平坐。军统内部的三剑客之一，说的就是他。
 
戴笠1946年飞机失事之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沈醉外放，去了云南，1949年出任云南站站长兼国防部保密局云南专员。
 
真正让他后半生走向另一条路的，是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
 
那一年，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沈醉当时正在昆明，被卢汉方面控制。据卢汉后来的回忆和相关档案，当时他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交出了云南保密局的电台、名册和特务人员名单。这一批材料，让党组织在西南地区的一大批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免遭杀害。
 
这段历史，牵涉到一个关键定性——沈醉究竟算不算起义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作为战犯关进了功德林。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那一批人。改造了整整十年。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他在名单上。
 
出来之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工作。1980年前后，中央对昆明起义做了重新认定。相关档案表明，沈醉在起义中提供了实质性协助，交出了名单和电台，避免了昆明落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破坏。有关部门经过核查，把他从"特赦战犯"改定为"起义投诚人员"。
 
这个身份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他的待遇。
 
老先生那时候已经六十七岁，在文史专员室工作了二十年，工资不高。改定身份之后，按政策可以享受起义人员的离休待遇。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信是怎么到邓颖超手上的，说法不一。有说是通过统战部转的，有说是他自己直接寄的。总之，邓颖超看到了。
 
她跟这一批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跟军统、中统的人斗智斗勇，邓颖超那时候就在南方局。戴笠、沈醉这些名字，她再熟悉不过。功德林里那批人的改造工作，周恩来生前一直关心。谁真心悔过、谁在关键时刻做了实事，邓颖超心里有本账。
 
她的批示很简短：不要亏待了他。
 
有关部门按新的政策，给沈醉办理了离休手续，落实了相应待遇。他晚年写了不少回忆录，最有名的是那本《军统内幕》，还有《我的特务生涯》。这些书成了研究民国特工史绕不过去的一手材料。
 
有意思的是，沈醉写自己那段特务生涯，下笔并不为自己开脱。功德林里干过什么、军统里的那套黑幕，他都写，写得相当直白。有人问过他，写这些不难受吗。据接近他的人回忆，他曾说过一句大意如此的话：既然承认过错，就不该藏着掖着。
 
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二岁。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不是烈士墓那一片，而是普通干部安葬区。
 
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来了不少人。有全国政协的老同事，有当年功德林的老"同学"，也有他后来在统战系统认识的朋友。花圈上写着"沈醉同志"四个字。
 
一个字之差，隔着三十年的路。
 
从"沈处长"到"沈战犯"到"沈同志"，这三个称呼，是他这后半生走过的三段。
 
现在再看邓颖超那句"不要亏待了他"，其实里面有很实际的意思：政策是政策，账要算清楚。该改定的身份改定，该给的待遇给到位，不因为人家原来是干什么的就打折扣。
 
至于沈醉本人，晚年住在木樨地，屋里摆着一张小书桌，写字用的还是老式的钢笔。有客人来，他常拿出一张老照片给人看。照片上是1946年，他跟戴笠的最后一次合影。他指着照片上的自己，摇摇头，不说话。
 
参考资料：沈醉《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相关卷，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