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只醉过三次，周恩来酒量极好，在中共五大书记里公认最能喝。 长征时期在茅台镇，他据传用一两的杯子喝了25杯茅台。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方面轮番给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挡回去，最后一个人喝翻了满桌对手。在场的记者感慨：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但酒量再大的人，也有喝醉的时候
1958年10月29日晚，北京举行欢迎宴会。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刚刚离开朝鲜回到祖国，周恩来看着这些历经战火的将士，端起酒杯，几乎同在场代表一一碰杯。喝到后来，他脚步发飘，却仍挥动着象征胜利的红旗，工作人员只得上前护送。
这不是一次普通应酬。10月25日，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第二天，运送官兵的列车抵达丹东。八年征程终于告一段落。周恩来参与过出兵后的外交协调、后勤保障和停战谈判，如今将士平安归来，压在心头多年的牵挂一下释放出来。
也正是在这一晚，人们看见了一个和平日里很少出现的周恩来。他没有把情绪藏在客套话里，而是一杯接一杯地敬。那场酒喝醉了，却不是为了显示酒量，更不是无节制取乐，而是因为面对功臣，他觉得只说几句欢迎的话还不够。
平常的周恩来并非容易醉的人。长征到达茅台镇后喝下二十五杯酒，以及重庆谈判期间替毛泽东挡酒的故事，长期流传。部分细节来自身边人的回忆，具体杯数带有口述色彩，但他酒量大、在重要场合敢于挡酒，确实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宴请是各方接触的一部分。席间的酒不只是酒，还带着试探。有人接连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便主动接过酒杯，将压力挡在自己这一边。后来有人用“一个周恩来打败了整个国民党”来形容现场，并不是说酒桌决定了谈判，而是感叹他的反应快、气度稳，也能顾全大局。
可真正了解周恩来的人会发现，他并不鼓励靠拼酒办事。他能喝，是生活习惯和身体条件使然；他愿意挡酒，是为了照顾别人。别人确实不能喝，他一般不会硬劝。碰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工作场合，他更看重任务，绝不会把“喝得多”当成值得夸耀的本领。
他最早一次真正醉倒，发生在1925年8月8日。那天，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两人从相识、通信到共同生活，走过了几年等待。婚礼没有奢华排场，但前来祝贺的同志很多，敬酒的人接连不断。平时很有分寸的新郎，这一次没有推辞。
那一年，周恩来二十七岁，邓颖超二十一岁。邓颖超在8月7日抵达广州，第二天二人登记结婚。周恩来平常工作繁忙，连到码头接人都未能亲自前往。到了婚宴上，他难得卸下紧绷的神经，面对大家的祝福来者不拒，结果在自己的新婚之夜醉了。
这次醉酒没有惊险，也没有误事，留下的是一种少见的生活气息。那个在外界眼中冷静、严谨的周恩来，也会因为人生喜事高兴得忘了酒量。酒杯背后，是他和邓颖超相伴半个世纪的起点，不需要过多修饰，反而显得格外真切。
与新婚时的轻松不同，1954年莫斯科那次醉酒，让周恩来很不安。日内瓦会议定于4月26日开幕，新中国将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4月上旬，他先到莫斯科，同苏联、朝鲜和越南方面商议会议方针。
连续工作加上宴会饮酒，他当场出现呕吐。清醒以后，周恩来没有把责任推给疲劳，也没有用“外交应酬难以避免”替自己解释，而是向中央作了检讨。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当众出了洋相，而在于自己肩负重要任务，本该时刻保持清醒。
后来日内瓦会议持续到7月21日。近三个月里，代表团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与多方反复磋商。会议最终推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新中国也由此走上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莫斯科的那场酒没有耽误大事，却让周恩来更加重视外事纪律。
此后，外事工作中逐渐形成一条明确要求：宴请饮酒不得超过本人酒量的三分之一。领导干部要约束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也应及时提醒，不能让酒影响判断和工作。看似只是一条酒桌规矩，守住的其实是国家形象和办事分寸。
把三次醉酒连在一起看，重点并不在“周恩来到底能喝多少”。1925年，他为自己的婚姻欢喜；1954年，他因工作应酬失度，醒来后立即反省；1958年，他面对凯旋将士，动了真感情。三只酒杯里，装着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
在我看来，这些故事真正值得记住的，是周恩来对分寸的理解。能喝并不稀奇，难的是有能力时不拿能力压人；偶有失误，也不遮掩、不推卸；面对有功之人，又愿意放下平日的克制，表达真诚敬意。他留下的不是一段单纯的酒量传奇，而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热情可以真，责任不能丢，酒杯再满，也不能越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