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68年飞机失事，两弹元勋郭永怀为守护国家重要机密资料壮烈牺牲，周总理现场目睹后难掩悲痛，潸然落泪！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网《郭永怀先生遇难始末》

1968年12月5日的清晨，北京西郊机场还笼罩在寒雾里。一架从西北飞来的飞机，在距离地面只有四百米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平衡，一头栽进了旁边的庄稼地里。

救援人员赶到时，现场满是烧焦的痕迹，十几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无法辨认。可有两个人的姿势让所有人心里一颤，他们紧紧抱在一起，怎么分也分不开。

费了好大劲把他们拉开后，大家才发现，两人胸口中间，竟完好无损地护着一个皮质公文包，里面装着的，是我国热核导弹试验的绝密数据。这两个人，一位是科学家郭永怀，另一位是他的警卫员牟东方。

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总理握着电话的手许久没放下，眼里泛起了泪光。这位把毕生所学都献给国家的科学家，走得实在太突然。

那时候，因为工作性质特殊，郭永怀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为人知，直到三十年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人们才真正记住了这位唯一的烈士元勋。

郭永怀是山东荣成人，1909年出生在滕家镇西滩郭家村。那个村子，当年曾是甲午海战中日军登陆的地方。

从小听着乡亲们讲北洋水师战败的事，他心里早早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让国家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负。

十七岁那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青岛大学的公费生，后来又去了南开、北大深造。那时候时局乱，学校南迁，他跟着去了西南联大。

原本学光学的他，看到国家急需航空人才，二话不说转到了航空工程系，专攻流体力学，一心想着以后能给国家造出自己的飞机、导弹。

1940年，郭永怀远赴美国留学，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后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成了著名航天专家冯·卡门的学生，和钱学森成了同门师兄弟。

那段时间，他和钱学森一起攻克了超音速飞行里的关键难题，在国际学术界出了名。毕业后，他去了康奈尔大学教书，创建了航空工程系，日子过得安稳又体面，可心里总惦记着大洋彼岸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他和钱学森商量着要回来。可那时候美国对华人科学家管得很严，钱学森先回来时，还遭遇了软禁和刁难。郭永怀也被人盯着，有人劝他别急着走，可他主意很正。

临回国前，朋友们为他饯行，他当着大家的面，把十几年积累下来的讲义和手稿一张张扔进火里。旁人看着可惜，他却说，这些东西记在脑子里，回去一样能再写出来。

1956年秋天，他带着妻子李佩踏上归程，过了罗湖桥，脚踩在祖国的土地上，他知道，自己的战场换地方了。

回国后，郭永怀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和钱学森一起搭起了中国现代力学的架子。那时候国家正集中力量搞“两弹一星”，力学研究不光是纸上谈兵，更要解决实际难题。

1959年之后，原本答应提供帮助的外国专家撤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也一并带走，好些项目一下子没了方向。

郭永怀二话不说，把精力全都扑在了国防工程上。白天在力学所处理日常研究，下午就得赶到位于郊区的九所，参与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他和王淦昌、彭桓武三个人，成了当时核武器研究的核心支柱。

后来，试验基地搬到了青海高原，海拔三千八百多米，空气稀薄，水烧不开，米饭也煮不熟，冬天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四十度。年过半百的郭永怀，跟年轻人一样喝碱水、住帐篷，没日没夜地算数据、做试验。

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头耽误事，他睡觉从来不铺褥子，直接躺在硬板床上，硌得疼了就醒过来接着干。

在那三年里，他们做了上千次试验，一点点啃下了原子弹研制里的硬骨头。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天，他在现场看着那团巨大的蘑菇云，激动得说不出话，可没歇多久，又晕倒在了岗位上——那是累的。

原子弹成功了，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氢弹和导弹的研制中。1968年12月，西北基地的试验中，一组关键数据出现了异常。为了不让整个项目耽搁，他决定亲自带着资料飞回北京汇报。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飞机失事前的片刻，他和警卫员牟东方下意识地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把公文包死死护在胸前。

火焰吞噬了机身，却没能烧穿这份用生命守护的机密。那里面的一组组数据，后来成了氢弹试验的重要支撑。

就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射成功；一年半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他生前牵挂的事业，终于结出了硕果。

郭永怀这一辈子，从山东的乡村走到国际学术殿堂，又从美国的讲台回到祖国的戈壁滩。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却用行动告诉后人，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担当，什么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小花园里，还立着他的铜像，他仿佛还在那儿，静静地看着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样的人，值得我们一辈子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