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8岁翁瑞午糟蹋了一名女大学生。对方母亲大怒，发誓要将他告进大牢。不料到了法庭上，翁瑞午正准备认罪，女大学生却突然跳出来说：“怀孕是我的责任。”

这话一出，整个法庭炸开了锅。法官愣在座位上，手里的笔差点掉地上。旁听席上的街坊邻居交头接耳，谁也搞不懂这姑娘抽什么风。那个母亲更是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她死死盯着自己闺女，像看一个陌生人。

翁瑞午也傻了。他张着嘴，原本准备好的认罪词全咽了回去。这老头在旧社会混了大半辈子，当过官，倒过古董，跟陆小曼那点风流事满上海都知道。可到了新社会，他落魄了，五十八岁的人了，仗着手里还剩几幅字画，装文化人骗小姑娘。眼前这个女大学生叫林秀芝，家在农村，考进上海师范学院不容易。翁瑞午通过熟人介绍，说是请她帮忙整理古籍，给点零花钱。一来二去，这老东西动了歪心思。

出事那天晚上，林秀芝哭着跑回宿舍，室友们七手八脚安慰她。她母亲李桂兰从老家连夜坐火车赶来，老太太大字不识几个，可护犊子的劲儿比谁都狠。她先带闺女去卫生院检查，拿了证据，又跑到公安局拍桌子。警察一看证据确凿，直接把人抓了。

按说这案子没什么可审的。翁瑞午自己也清楚，这年头对欺负妇女的事判得重，弄不好要吃枪子儿。他倒是想明白了一件事：认罪态度好，或许能留条命。所以开庭前他跟律师说，别辩护了，我全认。

谁能想到林秀芝来这么一手。

法官敲了好几下法槌，让全场安静，问林秀芝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自愿的，怀孕是我的错，不关翁先生的事。”

李桂兰当场就晕过去了。被掐着人中醒过来以后，她像疯了一样要冲过去打自己闺女，被法警拦住。老太太哭得撕心裂肺：“你中什么邪了！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

林秀芝不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掉。旁听席上有的人摇头叹气，有的人小声嘀咕，说这姑娘八成是被威胁了。也有人说，那个年代女学生怀了孕，名声毁了，一辈子抬不起头，她这是自己扛下来，怕以后没法做人。

真相到底是什么？后来有记者偷偷去调查。原来开庭前一晚，翁瑞午的几个老熟人托人带话给林秀芝，话很明白：翁瑞午要是判了重刑，他外面那些混社会的朋友不会放过你家里人。你还有个弟弟在工厂学徒，有个妹妹在乡下上小学。你自己琢磨琢磨。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威胁。更深一层的东西，是吃人的舆论。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被糟蹋了，人们第一个反应不是同情，而是问“你晚上为什么跟他单独在一起”“你是不是先勾引人家”。林秀芝如果坚持告下去，案子判了，翁瑞午蹲大牢或者吃枪子，可她的名字会永远跟“强奸案”绑在一起。毕业分配别想了，工作别想了，连老家村里人都会戳她脊梁骨。她母亲李桂兰再怎么想讨公道，也扛不住全村人的闲话。

所以林秀芝走上了法庭，把所有的屎盆子扣回自己脑袋上。她说“怀孕是我的责任”，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求求你们别追究了，让我安安静静把这个孩子打掉，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活下去。

法官最后怎么判的？翁瑞午毕竟有累累前科，再加上林秀芝前后矛盾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法院还是认定了强奸事实。不过考虑到“被害人主动担责”这个特殊情况，从轻判了七年。翁瑞午在牢里蹲了没几年就病死了，死之前还念叨自己冤枉。

林秀芝呢？她退学了，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有人说她回了老家，嫁给一个邻村的男人，男人喝醉了就打她。也有人说她去了新疆，在兵团医院当护士，一辈子没结婚。她母亲李桂兰后来跟邻居提起这件事，哭着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本事替闺女讨回公道。可咱小老百姓，能跟谁讨公道呢？”

那年头的女人，活着就像走在薄冰上。掉下去了，没人伸手拉你，只会嫌你弄脏了冰面。六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个案子，翁瑞午那种老流氓固然可恨，可真正逼林秀芝在法庭上撒谎的，是背后那个把女人的贞洁看得比命还重的社会。一个女人受了伤害，不但不敢喊疼，还得跪下来感谢伤害没有更重。这叫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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