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长征途中配有四名随身警卫：罗正基、康念祥、陈先光和陈年标，这是按中央首长标准配备的。遗憾的是，警卫班长罗正基在穿越草地时不幸牺牲，陈先光和陈年标也相继倒在了长征路上，最后只有康念祥一路护送博古抵达陕北。这些警卫员都是长征前政治保卫局严格挑选出来的，很多原本就是基层骨干，是红军的珍贵力量。
在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博古同志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按照当时的规定，这四名警卫员是按中央首长标准配备的。这绝对是一个极高的安全保卫规格。当时选拔首长警卫员的任务，由极其严苛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这些被挑中的年轻人，绝非随便拉来的普通战士，他们全都是长征前红军各部队里的基层骨干，是红军极其珍贵的有生力量。
想要进入这个警卫班，必须满足几个硬杠杠：第一，政治背景必须绝对清白，对党有着钢铁般的忠诚；第二，军事素质必须拔尖，枪法准、反应快；第三，体能必须极好。因为警卫员干的活，远比一般战士繁重。他们要负责首长沿途的食宿安排，要背负重要的机密文件箱，要在遭遇战中充当最后一道人体防线。罗正基担任了这个四人警卫班的班长，康念祥、陈先光和陈年标作为班员，四个精壮的汉子，就这样肩负着保卫中央大脑的重任，踏上了漫漫征途。
长征初期的路，走得异常惨烈。天上是敌机的狂轰滥炸，身后是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极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康念祥后来的回忆，当时的场面一度极度混乱，各种器械、物资和人员挤塞在一起。在建制随时可能被打乱的生死关头，这四名警卫员就是博古身边最坚固的堡垒。 他们死死护住首长，盯着装有核心机密的文件箱，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蹚出一条血路。
进入贵州、四川之后，红军面临的敌人慢慢从国民党追兵，变成了更为致命的恶劣自然环境。史料上对于陈先光和陈年标的具体牺牲过程，记载得非常少，只有一句沉甸甸的“相继倒在了长征路上”。
这句话看着简单，背后却藏着难以想象的苦难。长征途中的非战斗减员是非常可怕的。咱们不妨结合当时的行军环境还原一下。大部队休息时，警卫员要站岗放哨；大部队行军时，警卫员要前后探路。遇到断粮的绝境，他们必须漫山遍野去寻找任何可以下咽的野果和树皮。哪怕只找到一口吃的，他们肯定会优先留给首长和生病的战友。长期高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让这些原本体格健壮的基层骨干也扛不住了。脚底溃烂、感染伤寒、疟疾肆虐，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泥泞险途上，任何一个小病痛都会演变成致命的死神。陈先光和陈年标，这两位优秀的红军战士，没能倒在冲锋的阵地上，同许多无名烈士一样，永远留在了荒无人烟的群山之中。
随着两名战友的离去，警卫班的重担全压在了班长罗正基和康念祥的肩上。队伍继续向前，终于迎来了长征途中最令人绝望的天然陷阱——松潘草地。
那是一片广袤的泥石流沼泽，表面上覆盖着一层绿油油的草甸子，底下却是深不见底的黑泥潭，一旦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草地里的气候极其恶劣，一天之内能经历冰雹、暴雨和风雪。
在过草地的时候，警卫员的任务变成了拿命去探路。为了确保首长踩踏的地方安全，他们必须走在最前面，用木棍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去试探泥潭的深浅。 水里可能有毒，野草可能有毒，警卫员往往要亲自尝一口。班长罗正基作为几个人里的老大哥，默默承担了最危险、最繁重的任务。
咱们完全可以想象那幅画面。极度的饥饿和寒冷正在吞噬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也许是为了把陷入泥沼的战友拉上来耗尽了最后的力气，也许是把最后一口干粮塞给了别人，这位忠诚的警卫班长，最终没能走出那片吞噬了无数英魂的茫茫草地。罗正基牺牲得非常安静，没有嘹亮的冲锋号，只有无情的风雨和冰冷的泥沼掩盖了一切。 他用自己的生命，彻底践行了长征前在政治保卫局立下的誓言。
四个人出发，现在只剩下了康念祥一个人。
对于康念祥来说，这不仅是体能上的极限考验，更是心理上的巨大摧残。班长没了，兄弟全倒下了。但他连痛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现在必须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无论遵义会议后博古同志的职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动，康念祥的警卫职责始终如一，没有任何打折。这就是红军基层骨干最纯粹的底色：不看职务高低，只认党交办的任务。
他强忍着失去战友的悲痛，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个人既要负责探路找水，又要防备冷枪，还要在宿营时为首长挡风遮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了陕北吴起镇。当那满眼的黄土高坡出现在眼前，当陕北老乡的信天游回荡在山谷中时，这趟长达两万五千里的伟大远征终于迎来了胜利。
此时此刻，一直贴身护卫在博古身边的，只剩下了康念祥那具骨瘦如柴却依然挺拔的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