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7岁泰戈尔访华，悄悄住进徐志摩家，夜里执意睡陆小曼床上。徐志摩会心一笑，跑去睡客房。陆小曼则左右为难。   1924年泰戈尔首次访华，徐志摩全程贴身翻译，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日本，两人一路相伴，成了忘年交，泰戈尔称徐志摩为素思玛，徐志摩则用印度语喊他“Rubidadda”大哥，这份亲近不是客套的礼数，是灵魂的契合，五年后泰戈尔再次访华，泰戈尔直接在信里说：不要声张，就住你家，像朋友串门一样随便。 为了招待这位贵客，徐志摩和陆小曼费了不少心思，家里本就不宽裕，夫妻俩把三楼专门布置成印度风格的房间，地毯、摆件全按印度样式来，就怕老人住不惯。 可泰戈尔进门转了一圈，偏偏不选这间特意准备的客房，径直走到二楼徐志摩夫妇的卧室，盯着那张挂着红帐子的中国床，眼睛都亮了：我爱这间有东方味道、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这张床。 这一幕看着突兀，实则藏着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真心喜爱，他不是挑剔，也不是不懂礼数，而是把徐家当成了真正的“家”，就像长辈到晚辈家，不挑特意准备的客房，专挑那间充满生活气息、带着烟火气的主卧，在他眼里这张红帐大床，不是一张普通的床，是最地道的中国符号，是他心心念念的东方韵味。 徐志摩自然懂这份心意，会心一笑，转身去了客房，陆小曼虽一开始左右为难，可看着泰戈尔温和的眼神、慈爱的模样，也慢慢放下了拘谨，接下来的几天，三人的日子过得简单又温暖。 泰戈尔睡得晚、起得早，清晨就在书桌前写作，偶尔望着窗外的苏州河发呆，白天三人围坐聊天，谈诗歌、聊昆曲，泰戈尔哼印度民谣，陆小曼用小提琴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间小屋里奇妙地融合。 泰戈尔还总把徐志摩夫妇当成亲人，有印度朋友请他吃饭，他必定带着两人同去，介绍时不说中国朋友，而是骄傲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和儿媳妇，他还主动学做中国点心，对糍粑、桂花糖赞不绝口，甚至跟着陆小曼学用毛笔，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引得大家善意发笑，这种毫无隔阂的相处哪里是待客，分明是一家人的日常。 这次访华，泰戈尔的心境其实很复杂，他一路去美国、日本讲学，宣讲博爱与和平，却处处遭遇排斥和冷落，世界正朝着他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老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所以他才格外珍惜在徐家的时光，这里没有喧嚣的演讲，没有功利的应酬，只有纯粹的文学交流和家人般的温暖，是他疲惫心灵的避风港。 离开时，泰戈尔用中国毛笔画了一幅自画像，远看像座山，近看是白发老人，还附了一首小诗：山峰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放下沉默的重担，三个月后他讲学归来，再次住进徐家，临走前留下紫红丝织印度长袍、金丝发镯、印度头巾等礼物，伤感地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来中国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离世，年仅34岁，泰戈尔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写下悼诗，说再也找不到那个最懂他的人，1941年泰戈尔躺在病床上口述：有一次我去中国，我取得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那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那里重生，此时，他心心念念的儿子，已经离开快十年了。 泰戈尔执意睡红帐大床，是对中国文化的赤诚热爱，徐志摩让房、陆小曼接纳，是对异国知己的真诚相待，他们用最朴素的相处，打破了国籍、年龄、文化的壁垒，留下了一段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温暖的佳话。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