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 李德 进行了公开审查，周总理当时也在现场，可最终的判定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了。 在苏区，李德与博古合作推行王明路线，军事上强调短促突击战术，试图通过快速进攻对抗国民党军围剿。这种策略未考虑中国战场复杂环境，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续失利。国民党军采用碉堡推进逐步压缩苏区，李德的阵地战思路使红军陷入被动，消耗大量兵力。1934年10月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长征初期湘江战役中，李德坚持阵地防御，红军面对国民党重兵堵截损失过半，部队从8万多人减至3万余。广昌战斗等战役因其教条主义部署失败，红军机动优势未发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党内批评李德和博古指挥，取消三人军事小组，李德转为一般顾问。长征中他随军行进，但影响减弱。1936年中共中央恢复与莫斯科无线电联系，李德多次请求返回苏联未获批准。1939年8月共产国际电报召回李德，他随周恩来乘机离开延安抵达莫斯科。当时周恩来因手臂受伤赴苏治疗，顺便处理党内事务。李德在华七年，其战术选择加剧红军困境，党内对其作用产生反思。 1939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李德返回苏联。周恩来在与共产国际磋商中共七大相关事宜时，提出王明、李德问题，向季米特洛夫说明王明回国后错误口号和企图另组班底情况。同时提请审查李德，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意见主持审理。12月审查开始，中共代表团包括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出席，师哲担任翻译。审查焦点为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误，以及顾问角色对红军影响。刘亚楼作为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发言，指出李德战术教条忽略地形敌情，导致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毛泽民提到苏区撤离后南方根据地丢失，李德建议加重困难。任弼时分析长征初期指挥混乱，李德与博古配合欠协调影响战斗力。 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发言，从全局分析红军失利原因，指出决策责任主要在中共中央，李德仅提供建议执行由中共负责。强调审查目的是总结经验推动中共军事独立。李德陈述工作，承认战术不足但强调仅是顾问，决策权在中共，通过电报向博古传送意见最终方案由中共确定。他的辩解未能完全化解质疑。监察委员会听取各方后内部讨论，核查红军战役记录和电报。李德在书面检讨中承认篡夺指挥权起草作战文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审查持续几天涉及细节核实。委员会认定李德存在失误但鉴于顾问身份无决策权，责任由中共承担决定免予处分。这一结果出乎部分中国代表预料，刘亚楼等人原本期待更严厉处理。周恩来的客观立场影响裁定，促进中共反思外部顾问角色强化自主决策。审查后共产国际强调李德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情况出错主意，但中国共产党独立对其意见可采纳可不采纳，被采纳责任在中央。 李德在检讨报告中承认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战略战术观点完全错误，未重视红军以往经验如机动灵活进攻和利用群众武装牵制敌人。他机械地将政治口号搬到作战行动，导致丧失主动性全线单纯防御搞堡垒主义，在作战中进行绝望战斗对胜利无信心。报告坦率指出在上海时与博古联系导致实际掌握红军行动决策权，大大超出工作范围客观上篡夺指挥权。一些建议仅由少数同志讨论造成对集体领导原则部分违反，直接干预指挥部和司令部工作自己起草作战文件。做法完全错误因本人东方工作经验少未做好准备不懂语言不了解中国红军斗争特点特殊条件，更应学习而非领导。为维护观点表现出过于固执强硬，在博古支持下其他意见受压制，前线指挥官提议常不考虑。特别是毛泽东和洛甫提出尖锐批评时完全不作自我批评捍卫意见，认为五次围剿新形势下不能利用红军以前丰富经验。这样工作方式方法大部分错误。 审查依据中共意见进行，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是德国人难免对李德同情。结果给李德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出一些馊主意，但他到中国只是军事顾问无权对中共中央事务特别是军事行动作出决定。中共是独立党对于李德意见可采纳可不采纳，关键取决于中共中央。对李德错误意见不加分析就采纳执行，这个责任不是李德个人而是中共中央自身。所以责任由中共自负。共产国际强调李德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被审查但免于处分，不再重用李德。后来李德离开共产国际岗位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从此再没有到过中国。1939年12月李德受到严厉审查，除了共产国际监委会人，还有在苏联中国人包括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等。师哲负责翻译。审查大会开始后刘亚楼首先发言脾气火爆性格直爽，当年红军历次反围剿和长征都是重要参与者亲身经历李德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猛烈炮轰李德。周恩来作为中央负责人之一与李德长期共事，把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思想、对福建事变错误处理以及长征初期错误战略决策等都原原本本说一遍。发言论据充分思维缜密口才便利抓住要点让共产国际监委会人频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