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江苏省痛割了十个县城给上海。当时，这一举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反对，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上海也不负众望，把这些县城栽培得非常好，使得它们成为了现在的明星区县。 那时的上海，核心市区只有可怜的600多平方公里。但这块弹丸之地上，却挤压着超过500万的人口。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现在的半个特大城市的人口，硬塞进了一个极度狭窄的高压锅里。 这一年，上海面临的不仅仅是“住不开”，更是“吃不上”和“动不了”。 当时的工业规划简直是一场噩梦。彭浦工业区图纸刚干，地皮就被新厂房填满了。工厂想要扩建个车间，还得去跟周边的菜地抢地盘。 更要命的是餐桌。作为全国的工业心脏，上海蔬菜自给率竟然不足50%。这意味着，这座城市每两顿饭里，就有一顿得看邻居江苏和浙江的脸色。粮油糖得靠票证勒紧裤腰带，一旦周边运输链条打个喷嚏，上海的菜市场就得感冒。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度拧巴的局面：上海和周边的江苏县城，经济上明明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行政上却是“一家人拿着两本户口簿”。上海有工厂没地皮，江苏有地皮但规划权不在上海手里。这种错位，让供应链变得脆弱不堪。 破局的手段，必须是外科手术式的。 1958年，北京的那双大手终于落下。这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划拨，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版图切割。 第一刀切在春天，1月到3月，宝山、嘉定、上海县被划入上海。第二刀切在冬天，11月到12月，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崇明这7个县也被连根拔起，归入上海版图。 这一年过完，上海的面积从600多平方公里瞬间暴涨到6000多平方公里，整整扩大了十倍。笼子打开了，巨兽终于可以呼吸。 但在当时，这绝不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庆功宴，而是一场伴随着阵痛的博弈。 对江苏而言，这无异于割肉。这十个县可不是什么贫瘠之地，它们是江苏的“奶牛”和“粮仓”。哪怕回溯到明清，仅一个上海县就承担了松江府十分之一的赋税。 当时的江苏基层干部直接把异议报告递了上去，言辞激烈。而对于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江苏土地上的农民来说，这种身份的强制转换更是难以接受。 “我是江苏人，怎么睡一觉醒来就变上海人了？”这种宗族与地缘认同的撕裂感，在当时的田间地头引发了不小的抵触。 但国家层面的逻辑非常冷酷且清晰：只有打通行政壁垒，让上海的工业血液流向郊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动机才能转得动。江苏最终选择了服从大局，忍痛交出了这十个孩子。 上海接手后，并没有把这些农业县简单粗暴地变成烟囱森林，而是进行了一场极为精密的基因重组。 这正是上海的高明之处。它没有搞“摊大饼”，而是搞起了“卫星城”。 闵行被植入了机电基因，安亭装上了汽车轮子，吴泾扛起了化工大旗。这些曾经的农田，迅速变成了工业重镇，解决了上海工业“有心无肺”的空间焦虑。 更精彩的蜕变发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嘉定不再只是种粮，中科院的入驻让它变成了科学卫星城。宝山利用江边优势，撑起了宝钢这根钢铁脊梁。 至于川沙和南汇，它们手中的底牌更是王炸，那里孵化出了浦东新区，承载了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张王牌。 而在长江口，崇明则被特意“留白”。即使在工业狂飙突进的年代，它也被保留了生态底色，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生态岛和鸟类天堂。 直到2016年崇明撤县设区，这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拼图终于严丝合缝地完成了最后一块拼贴。 如今回头看，当年那种“江苏吃亏、上海占光”的零和博弈论调，显然是看短了。 失去了十个县的江苏并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卸下包袱的江苏将资源聚焦到了苏锡常，催生了著名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反而成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而早年间那些关于口音、生活习惯的隔阂，早已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浪潮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并非是一次掠夺，而是一次战略级的资源配置。它让上海从一个濒临窒息的工业孤岛，变成了一个拥有深厚腹地的国际都会。 历史证明，1958年的那次“剧痛切割”，最终换来的是整个长江流域的共生与繁荣。 信息来源：文汇网2019-09-2216：20—1958年，江苏省10县为何并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