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勃然大怒，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马寅初一八八二年，出生在山西，二十四岁时被清政府保送赴美留学，在国外一待十年，先读经济学硕士，再拿经济学博士。回国后进北京大学讲台，当时经济学还是稀罕东西，他成了少见的行家。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全体常务委员合影上，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坐在前排，他站在第二排。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上帮国家算过不少细账。 人口问题压到眼前，是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出来，全国人口已经超过六亿。 马寅初把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一项项写下，当时净增率大约千分之二十，照这个速度往前推，十五年后会到八亿，五十年后有可能到十五亿。再看土地，全国人均不到三亩，大片垦荒短时间展开不了，粮食这口锅有限，多添几亿张嘴，日子会越过越紧。 在他的账本里，人口膨胀不只是吃饭难。 国家百废待兴，要搞“赶超”，要积累资金，要上钢铁、上机器，如果衣食住行都被人口拖住，储蓄挤不出来，工业化就会慢下来，农民对新政权的期待也可能变成失望。 这些担心都被他写进了《新人口论》。 一九五七年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把这些数字和结论当面讲给毛主席听。 他说，一九五三年普查人口已经超过六亿，如果按照千分之二十的净增率往前推，十五年后是八亿，五十年后是十五亿，“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周恩来当场表示赞同。毛主席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研究，可以试验。 几个月之后，《新人口论》发表，等于把这套推理公开摆在了桌上。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在谈话中又讲“人多好”“现在还是人少”，觉得等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了，会自己节育。那几年“大跃进”的口号越喊越响，炼钢、修水利、放卫星到处都在要人，人口在不少干部眼里成了现成的资源。同样一串数字，学者看的是几十年的资源和粮食，决策层看重的是眼前的劳力和产量，分歧就在这里埋下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批判的风压下来。 周恩来约谈马寅初，希望他写个检讨，把矛盾压一压。他回去翻查自己的推理，自问有没有根本错误，结果还是坚持原来的结论。他给《新建设》杂志写信，逐条回应报纸上的批评文章，还点出“大跃进”在国民经济上的问题，说学术尊严不能不要，自己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他提出辞去北大校长，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决定免去职务，并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记者采访，也不要随便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 此后多年，他基本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 形式上的职务没有全被拿掉，心里那本人口账却再也没机会公开谈。到了七十年代，现实把方向再一次推回控制人口。 毛主席已经提过“人口非控制不可”，节育宣传画从城市贴到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往下走。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八年，全国少出生六点三四亿人，其中因为计划生育减少的，大约有三点三八亿。这样一减，对中国自己的资源和环境是一种缓冲，也推迟了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那个“世界六十亿人口日。同一时期，医疗条件改善，建国初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十，人均预期寿命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岁一路提高，到一九八一年大约六十八岁，已经接近当时不少发达国家水平。 人口越来越多，人活得越来越久，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一九七九年平反的时候，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看完材料，说当年如果多听马寅初一句，中国人口不至于轻易突破十亿，“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二〇〇〇年前后，年净增人口开始低于一千万，“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岁月告一段落，人口问题却换了模样。 老龄化、劳动力不足、养老难、二孩难成了新的关键词。 城市里的年轻夫妇抬头看房价，低头算开支，还要照顾老人，敢不敢再生一个，很难靠口号来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人口论》又被翻出来。 有人说它不尊重个人生育权，是严厉“一胎制”的思想根子；也有人盯着马寅初本人娶两房太太、生了七个子女，觉得他说一套做一套。这些情绪容易理解，只是如果把几十年的政策和结构性矛盾都压在一个老学者身上，对他不公，对问题本身也不公。 往更长的时间拉开，中国的人口压力远早于新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一些欧洲思想家在文章里就写过，中国缓慢但持续增加的过剩人口，让多数人生活在沉重枷锁之下，“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话有夸张，也有观察。 建国后的计划生育，既为资源和发展赢得过缓冲，也把新的结构性难题留给后来者。 马寅初只是较早把数字算出来、把话挑明的人，他当年看到的是六亿到十五亿的风险，今天的人感到的，是另一种沉甸甸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