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红军即将开始长征时，朱德夫人康克清突然发现，原先在朱德身边担任贴身警卫的杨世坤竟然“失踪”了。康克清当时就意识到，杨世坤很可能是选择了叛变投敌，提出应该立刻对他进行抓捕。 1934年春天的江西瑞金，空气里的湿度大得能拧出水来，但让红军总司令部窒息的不是天气，而是一间真空的房间。 这间屋子的主人叫杨世坤，身份极其特殊：朱德总司令的特务队队长，也是那个年代俗称的“贴身警卫”。 当继任队长潘开文推开这扇门时，看到的不是凌乱的被褥，而是整理得令人心悸的床铺。衣柜空了，换洗衣服不见了。 最致命的是，原本挂在墙上的两支德国造驳壳枪，连同满满当当的子弹，凭空蒸发。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请假未归”。在红军正秘密筹备八万人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长征——的前夜，这不仅是人员流失，更是核心机密的黑洞。 杨世坤不是普通的大头兵。他15岁就跟着朱德，是首长看着长大的“红小鬼”。 甚至在1932年那次著名的“毒水壶事件”里，当前任警卫员被特务毒杀后，他是顶着巨大的信任缺口补上来的心腹。 他脑子里装着中央纵队撤离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这个人带着枪和情报走进国民党的审讯室，八万红军的生路可能在48小时内被彻底切断。 朱德的第一反应是沉默。那是出于一种近乎父亲对儿子的情感惯性，他本能地排斥“背叛”这个词。 但他的夫人康克清没有这种犹豫。作为直属队的政治指导员，她比丈夫更快地切换到了猎手模式。 “衣服没了，枪也没了，这不是迷路，这是叛逃。”康克清的判断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且冰冷，“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留给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时间，只有不到48小时。大部队马上就要开拔，这时候去搜山无异于大海捞针。 李克农没有动用人海战术，而是玩起了心理侧写。一个17岁的少年，在生死未卜的长征前夕选择背叛，图什么？ 无非两样东西：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对温柔乡的贪恋。情报网很快验证了这个逻辑：杨世坤最近往村头那个富农家里跑得很勤。 审讯那个富农妻子的时候，场面很有意思。女人在哭，在赌咒发誓，赌红军不打女人，赌这时候没人有空跟她耗。 康克清没有拍桌子，也没有动刑。她只是极其冷静地利用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信息差，给了对方致命一击。 “你不说是吧？行。为了保密，我们只能带你一起走。两万五千里，你就跟着部队行军吧。” 这句话对那个女人的杀伤力，比枪毙还大。被带离故土、去吃传说中红军要吃的苦，这种恐惧瞬间击穿了她的防线。“后山亭子”，她吐出了这四个字。 围捕在黎明前展开。这仗不好打，杨世坤是朱德手把手教出来的神枪手。 搜捕队刚一喊话，回应就是一发精准的子弹，一名保卫战士当场捂着肩膀倒下。在此情形之下，若强行冲锋，无疑是自蹈死地，如同飞蛾扑火般，将自身置于极度危险之境，实乃送命之举。 僵持之中，康克清让人找来几顶军帽，用树枝挑着在草丛里晃动。 这招现在看是老掉牙的影视剧桥段，但在那个肾上腺素飙升的凌晨，对于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杨世坤来说，草丛里的每一个黑影都是索命的无常。 他对着那些晃动的帽子疯狂扣动扳机，直到枪声突然停了。在漫长的死寂之后，李克农缓缓抬手，那动作沉稳而果决，似是一道无声却有力的指令，示意着手下之人展开包抄行动。 硝烟渐散，战斗终落下帷幕。杨世坤颓然倒卧于血泊之中，那把曾在战火中嘶吼的驳壳枪，枪膛尚留余温，似在诉说着方才的激烈与悲壮。他并未坚持到弹尽粮绝之时，在尚有最后一颗子弹留存之际，他决然地将其对准了自己，以一种悲壮的姿态结束了这场战斗，也捍卫了最后的尊严。 这个17岁的少年，最终还是没敢面对老首长的目光。他倒在了长征的起跑线上，死因是对前路的恐惧。 康克清站在尸体旁，迅速检查了现场，确认情报没有外泄。她没有多余的感慨，转身，下山，整队。 1934年10月，处理完这一切的康克清在江西于都追上了大部队。 这一枪如果不响，或者晚响几天，历史的走向可能完全不同。那个清晨的枪声，既是清理门户的终结，也是一段伟大征程残酷的序章。 主要信源：（中国政协网——康克清　（1911—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