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5岁的王小波突然去世，去世前惨叫数声，当王小波的遗体火化时，火化师傅按下按钮，机器竟纹丝不动，师傅一看，对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说道：先生，请你帮我一个忙。 胡贝走过去，把王小波被卡住的手臂轻轻摆回身体两侧，再重重按下开关。机器这才运转起来，传送带缓缓把遗体送进炉膛。 那一刻，他忍不住在心里念了一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路走好。 谁能想到，这个在八宝山悄悄离场的人，会成为后来那么多人口中的“王小波”。 1952年，他生在北京一个安静的书房里，父亲研究逻辑，母亲教书，书架从地到顶。他从小就习惯在字里行间打转，脑子里总冒出别人想不到的主意。 少年时被派到云南、山东插队，割橡胶、推石磨、教孩子认字，天没亮就得下地，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一边干活，一边把见到的人和事都记下来，这些粗砺经验后来成了小说里的底色。 时代阴晴不定，父亲把藏书封箱收起，他却偏要走进文字。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写下《绿毛水怪》，寄到《光明日报》，把编辑李银河一下惊住了。 第一次见面时，李银河看着眼前这位蓬头垢面的青年，本能有些失望，可跟他聊了几句，鬼点子和冷幽默不停往外冒，她很快被这股子“好玩”征服。 两人结婚，窝在学校狭小的宿舍里过日子，冬天烧煤球，屋子里又冷又呛，却谁也不觉得苦。 1980年代中期，他们一起去了美国，李银河打工贴补家用，王小波在租来的房间里闷头写小说，《黄金时代》就在那段寂寞的岁月里成形。 回国后，他在北大、人大讲过课，说话慢条斯理，偶尔一句冷笑话逗得教室哄堂大笑。1992年，他干脆辞职当自由撰稿人，每天在顺义的小屋里写稿抽烟，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他个子高，胳膊长，又有先天性心脏病，稍一劳累嘴唇就发紫，可他不肯停笔。 他想写真话，写人性中的欲望和荒诞，也写人在庞大体制下被挤压的窘迫。他笔下的性爱、嬉笑和反讽，在当年的出版社眼里“太露骨”“不合适”，一封封退稿信堆满抽屉，《黄金时代》在大陆屡屡碰壁，只能绕道台湾先出版。 在内地，他的小说多半以手抄本、盗印本的形式在校园和街头流传，读者像偷看禁书一样偷偷传阅。 那时候的王小波，没有名分，只有倔强。他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会有人读懂。 1997年4月11日的夜里，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家写作。李银河远在英国访学，屋子里格外空。 大约深夜时分，心脏骤然发作，他从椅子上摔到地上，牙齿咬上墙皮，指甲死命抠住墙面，墙上留下牙印和抓痕，指缝里全是白灰。 邻居隐约听见喊叫，却没往心里去。等到第二天觉得不对劲报了警，门被破开，人已经凉透了。 消息那头，李银河只听到“小波出事了”几个字，整个人瞬间发空。她连夜赶回北京，却再也见不到那张爱开玩笑的脸。 追悼会那天，作协里几乎没人来，走廊里站着一群年轻读者，抱着他的书，低头不语。 火化前，胡贝悄悄把一叠《黄金时代》的清样放在他身边，算是替老友完成心愿。 让人唏嘘的是，他生前苦苦寻找的“正式出版”，在他离开不到半年后迅速到来。退过稿的出版社纷纷上门，《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轮番上市，书店一度卖到断货。 那个生前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人，忽然成了无数青年争相传阅的精神偶像。 李银河用稿费在昌平万安公墓买了一块地，只立一块粗石，刻着“王小波 1952—1997”。没有照片，没有装饰。 每到4月11日，总有人提着花和书，带着一瓶酒，坐在石头旁抽烟聊天。烟头一年比一年多，石面被摸得越来越光，仿佛他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和后来者闲聊人生。 生时，他站在文坛的边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常常被嫌弃得不合格；死后，他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抬进了文学的正厅。 那只卡在炉口、需要好友亲手摆正的手臂，像是他一生的隐喻：总有点不对“规格”，总要多推一下，才能被世界接纳。 可也正是这种不肯将就的姿态，让“王小波”三个字，在他离开很久之后，仍像顽固的火星一样，在许多人的精神世界里，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