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有10磅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助产，但因用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无法成活！ 提起邓颖超，世人多记得她是周恩来的夫人，却少有人知，她更是一位独立坚毅的革命者，一位无冕的“母亲”，每一次取舍，都藏着她的初心与担当。 在无数烈士遗孤心中，邓颖超的怀抱，是战乱中最温暖的港湾，她的双手，既握过笔杆子传递革命火种，也缝过棉衣、煮过米粥，温柔了无数苦难岁月。 孙维世永远记得，自己刚到邓颖超身边时，浑身是伤、胆小怯懦，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 邓颖超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哼唱着家乡的小调，直到她沉沉睡去。 冬天来临，孙维世没有棉衣，邓颖超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块绸缎，熬夜裁剪、缝制，针脚细密，藏着说不尽的温情，还特意在领口绣了一朵小小的梅花，告诉她要像梅花一样坚韧。 周恩来工作繁忙，却总会抽出时间，教孙维世念诗写字。 周末还会带着她去公园，给她讲革命先辈的故事，夫妻俩用细碎的温情，一点点治愈这个失去双亲的孩子。 这份温柔，从来都不是邓颖超的全部，她的骨子里，藏着革命者独有的坚毅与果敢，这份特质，在她两次舍弃骨肉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1925年秋，广东革命浪潮正盛，邓颖超身怀两个月身孕，却肩负着组织妇女运动、唤醒女性意识的使命，每天奔波在街头巷尾，组织游行、开设宣讲班，忙得脚不沾地。 彼时周恩来奔赴东征前线，无人照料她的起居，繁重的工作让她身体日渐虚弱，恶心呕吐不止，可她从未停下脚步，甚至刻意隐瞒自己怀孕的消息，生怕影响工作。 直到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她才悄悄去医院检查，得知胎儿已有两个月，可看着身边并肩作战的姐妹，想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她咬牙做了决定——放弃这个孩子。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买来打胎药，吞下后强忍着剧痛，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这份取舍，是她对革命的忠诚，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坚毅。 两年后的1927年，邓颖超再度怀孕，这一次，她特意辞去手头工作，专心养胎，满心期待着孩子的到来，可命运却再次给了她沉重一击。 预产期来临，她遭遇难产，十磅重的胎儿卡在产道，三天三夜的剧痛，让她耗尽了所有力气，医疗条件的简陋，让医生只能冒险用产钳牵引，最终孩子不幸夭折。 更残酷的是，产后感染让她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可她没有沉溺于悲痛，反而第一时间调整状态，一边应对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一边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逃亡香港的路上，她产后虚弱，晕船不止，却始终没有叫苦叫累，还不忘叮嘱身边的同志，一定要保护好革命文件，守住革命的火种。 抵达上海后，面对终身不孕的事实，她笑着对周恩来说：“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革命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好好守护他们。” 此后，她便将这份未完成的母爱，全部倾注在烈士遗孤和妇女儿童身上，一边深耕妇女运动，创办妇女学校，帮助无数女性摆脱压迫、实现独立，一边用心照料着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 蔡和森之子蔡博生病，她彻夜守在床边，喂药、擦身，比自己生病还要着急；钱壮飞之女钱瑛性格内向，她就经常和她谈心，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坚守革命信念。 她从不把“大爱”挂在嘴边，却用一言一行，诠释着革命者的温情，她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物资，全部用来资助烈士遗孤和贫困妇女，自己却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革命年代，她与周恩来并肩作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和平年代，她依旧坚守初心，深耕妇女儿童事业，牵挂着每一位烈士遗孤的成长。 她的坚毅，不是硬扛苦难，而是在苦难中坚守使命；她的大爱，不是刻意标榜，而是在平凡中传递温情，这份风骨与温情，跨越岁月，从未褪色。 晚年的邓颖超，身体日渐衰弱，却依旧没有停下脚步，时常关心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给曾经守护过的烈士遗孤写信，叮嘱他们不忘初心、报效国家。 周恩来逝世后，她独自坚守在西花厅，守护着两人共同的革命回忆，延续着他们的大爱，依旧牵挂着那些“儿女”，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依旧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和妇女儿童事业，她一生未育，却拥有千万儿女； 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毅前行，用一生的取舍与坚守，成为了永垂不朽的革命先辈。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邓颖超寄侄周保章：疾病不足惧，爱情犹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