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我高中毕业后大队小学恰巧设了初中班，大队领导通知我去做一个民办教师，学校负责人安排我任初中数学课，一天 10 分工，外加每月 7 元 5 角国家补助，在当时比教小学的民办教师多 2 元 5 角。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任命通知，我攥着衣角的手都在抖 —— 要知道，那年月村里能读完高中的人屈指可数，我不仅能跳出农门捧上 “教书碗”，还能多拿补助，这在全家人眼里，比过年杀头猪还喜庆。 开学没几天，我就发现教室后面墙角的粉笔总对不上数。我每天放学都数好，把长的短的归拢在一个破茶缸里，可第二天早上总会少几截。我问是谁拿了，底下都摇头，只有铁匠家那个高个子小子李卫东，眼神躲躲闪闪。 那天我故意提早到校，猫在教室后窗根下。天刚蒙蒙亮，一个人影溜进来，果然是李卫东。他飞快地从缸里抓了几根粉笔头塞进兜，转身要走，正撞上我。他脸唰地白了，手紧紧捂着口袋。我没骂他，只问：“拿粉笔做啥？”他梗着脖子不吭声。我叹口气：“走吧，去你家看看。” 他娘正在院里生火，见了我忙用围裙擦手。那屋里黑黢黢的，墙上却用粉笔写得密密麻麻，全是算术题，歪歪扭扭的。他娘说：“这娃魔怔了，夜里就着月光在墙上写，说不能比你教得差。”我才知道，卫东下面还有三个弟妹，他爹想让他退学回家拉风箱，他偷粉笔是想夜里多练练，证明自己能读下去。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回校后，我把那破茶缸推到卫东面前：“以后粉笔你管，用多少拿多少。但有个条件，你得教会你弟妹认数字。”他愣愣地看着我，用力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卫东成了最用功的学生。他不仅管着粉笔，还用树枝在地上教弟妹写字。期末他考了第一，我把那支用了半学期的红铅笔奖给他。他接过笔，咧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 放寒假那天，雪下得很大。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看见卫东还站在教室门口，头上落了一层白。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塞给我，转身就跑了。我打开一看，是几根长短不一的粉笔，被他用手磨得圆溜溜，像一个个小雪球。 我攥着那些粉笔走出校门，雪地上一串小脚印通向远处。风吹在脸上，冷飕飕的，可心里却觉得挺暖和。